曼纳海姆看着拉西，这个参加过波兰镇压的老兵，眼里的痛苦和挣扎是真实的。他知道战争的残酷，知道反抗的代价。
“我不是要现在拿起枪。”曼纳海姆缓缓说，“我是要建立一支力量，一支平时看不见，但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的力量。不是正面作战，是情报收集，是物资转运，是人员保护，是……在必要时，进行有限的自卫。而且，不只是在赫尔辛基，要在全芬兰建立网络，城市，乡村，边境，都要有我们的人。”
埃里克眯起独眼：“您说的是……地下抵抗网络。”
“是。”曼纳海姆坦然承认，“芬兰太小，太弱，不能正面反抗。但我们可以在地下生存，在地下工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这个网络需要军事经验的人来组织，来训练。三位是老兵，懂纪律，懂战术，也懂……隐蔽。”
“等待什么时机？”马蒂问。
曼纳海姆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欧洲地图的简图，他用铅笔在几个地方画了圈：“柏林会议后，德俄矛盾加深，奥匈和俄国在巴尔干争夺，英国警惕俄国在波罗的海扩张。大国在博弈，小国就有机会。芬兰的时机，就在大国矛盾激化，俄国无暇他顾的时候。可能是明年，可能是五年后，可能更久。但如果我们不准备，时机来了也抓不住。”
埃里克盯着地图，独眼里闪着光。他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知道英国、法国、奥斯曼如何联手对抗俄国，也知道那场战争如何动摇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控制。他明白曼纳海姆的意思——芬兰的命运，系于欧洲的平衡。而他们要做的，是在平衡被打破前，准备好。
“这个网络，谁在领导？”埃里克问，目光锐利。
曼纳海姆沉默了几秒。他在权衡，在判断。最终，他说：“我不能说名字。但可以告诉你们，领导这个网络的，是芬兰最优秀的人，是真正为芬兰未来着想的人。资金、物资、情报，会有支持。但具体的组织、训练、行动，需要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
“您不怕我们告密？”拉西忽然问。
“怕。”曼纳海姆直视他的眼睛，“但如果连你们都信不过，芬兰就真的没人可信了。你们是芬兰的军人，是为这片土地流过血的人。如果连你们都背叛，那芬兰就该亡了。”
这话很重，很直接。三个老兵都沉默了。煤油灯的光在他们脸上跳动，照亮那些岁月的沟壑，战争的伤疤，和此刻内心的挣扎。
埃里克最终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漆黑的雨夜。雨水在玻璃上流淌，像这个国家无声的泪。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桌边，坐下，双手按在膝盖上，腰背挺得像年轻时在军营里那样笔直。
“我加入。”他说，声音不大，但像钉子钉进木头，“不为别的，为我那些死在斯韦阿堡的兄弟。他们没守住要塞，但守住了尊严。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
马蒂也站起来，胸脯起伏：“算我一个！老子打炮的，眼睛还没花，枪法还在！俄国佬要来硬的，老子陪他们玩！”
拉西最后一个起身。他走到曼纳海姆面前，这个参加过波兰镇压的前骑兵，眼里有深沉的痛苦，但此刻，痛苦化为了决绝：“我在波兰见过太多不该死的死人。我不想在芬兰再见。我加入，但有个条件——除非万不得已，不杀人。我们要做的是保护，是保存，不是屠杀。”
曼纳海姆也站起身，伸出手：“我保证，除非自卫，不主动使用暴力。我们要建立的，是守护的网络，不是杀戮的军队。”
四只手握在一起。老兵的手粗糙，有力，带着老茧和伤疤，但温暖，坚定。年轻议员的手相对光滑，但同样有力，同样坚定。四只手，代表四个决心，代表一个秘密的开端，代表芬兰地下抵抗网络的第一颗种子，在这个雨夜，在这个破旧酒馆的小房间里，悄悄种下。
接下来是具体的讨论。埃里克负责赫尔辛基及周边地区的网络组建，联络退伍军人、码头工人、铁路员工。马蒂负责军事训练，不搞大规模集结，而是分散的小组训练，重点教授隐蔽、侦查、简单爆破、战场急救。拉西负责通信和情报，他懂俄语，在波兰服役时学过密码和侦察，能建立简单的通信网。
曼纳海姆提供了初步的资金——五百马克，是查尔斯从秘密账户调拨的。不多，但足够启动。还有一份名单，上面是十几个可靠的人名，分布在芬兰各地，可以作为网络的初始节点。埃里克接过名单，只看了一眼，就划燃火柴烧掉——他记在脑子里了。
“联络方式。”埃里克说，“不能常来这里，太显眼。”
“每周日下午三点，在乌斯佩斯基大教堂。”曼纳海姆说，“祈祷时交换纸条，放在指定的圣像后。紧急情况，在‘老橡木’门口挂一面小旗——红色危险，黄色警戒，绿色安全。还有，每个人要有代号，真名不公开。我是‘学生’，埃里克是‘橡木’，马蒂是‘炮兵’，拉西是‘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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