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石涛能骗过鉴画泰斗,面壁三载让敦煌壁画重见天日?
一支笔写尽山水花鸟,号称东方之笔与毕加索平起平坐,张大千凭什么是民国画坛第一人?】
张大千生在四川内江的书香世家,母亲曾友贞是当地有名的白描高手,靠绣活补贴家用,一手花卉人物画得灵动传神。
他九岁便跟着母亲、姐姐学画,十岁就能独立画完整幅花鸟,连教书先生都夸“这孩子笔底有灵气,将来必成大器”。
十七岁那年他和同学结伴去重庆读书,半路撞上土匪,被掳上山寨。
土匪头子见他字写得好,非但没撕票,反倒逼着他当“师爷”,专门写绑票勒索信、管账记账。
别人被绑吓得哭天抢地,他反倒乐得自在。
山寨百天里,天天抱着土匪抢来的古书字帖练字,连土匪头子都夸他“先生这笔字,比县城师爷还俊”。
直到官兵剿匪,他才趁机逃了出来。
这段离奇经历非但没磨掉他的意气,反倒养出了疏狂不羁、随性洒脱的性子。
1917年他东渡日本,在京都学染织工艺。
课堂上学布料纹样,课余时间全泡在古画临摹上。
日本馆藏的宋元真迹不少,他一有空就往博物馆跑,站在展柜前一笔一笔默画,回家再凭着记忆复原——石涛的山水、八大山人的花鸟、徐渭的泼墨,一一摹到骨子里。
两年后归国,他正式拜入曾熙、李瑞清两位书法大家门下,不仅练出了独树一帜的“大千体”书法,画艺更是突飞猛进。
为了摸透石涛的皴法,他把能找到的石涛真迹全都临摹了十几遍,连纸张的老旧痕迹、印泥的深浅、题款的笔锋,都琢磨得分毫不差。
没过几年,他仿的石涛山水混在真迹里,连沪上玩了半辈子字画的老藏家都辨不出真假。
民国上海画坛,至今流传着两桩张大千的“雅骗”趣闻。
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就凭着一手以假乱真的本事,惊了半个画坛。
头一桩是戏陈半丁。
那日陈半丁在府上设宴,邀了沪上半数名家,席间特意捧出刚收的石涛山水册页,说是花重金从王府流出来的真迹。
众人围过来轮番观赏,个个交口称赞“笔意苍劲,确是石涛精品”。
唯独张大千站在人群后,看着看着笑出了声。
陈半丁面露不快,问他笑什么。
他淡淡开口,从第一页的构图、题跋的字句,到第几页盖了什么印、印泥偏红还是偏暗,一口气说了十几页。
众人起初不信,翻开册页一一对照,竟分毫不差。满座皆惊,陈半丁愣在当场,问他莫非以前见过。
张大千摇着头笑:“哪用见过,这册子就是我画着玩的。”
话音未落全场哗然。
他当场取过纸笔,提笔就画,不消半个时辰,一幅石涛山水跃然纸上,笔意、气韵、落款,和册页里的如出一辙。
在座老藏家面面相觑,半晌才有人叹:“石涛再生,也不过如此了。”
第二桩更有名,是骗倒了鉴画泰斗黄宾虹。
张大千早就听说黄宾虹手里藏着一卷石涛精品手卷,几次登门求借临摹,都被老先生婉拒——黄宾虹爱画如命,从不轻易示人。
张大千也不恼,回去闭门半月,凭着记忆里的石涛笔意临摹出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手卷,又用茶叶水浸、烟熏火燎做足旧,故意放在恩师曾熙的书房里。
那日黄宾虹登门拜访,一眼瞥见案上的手卷,拿起来翻了又翻,越看越爱,认定是石涛早年真迹,执意要重金买下。
曾熙笑着看向一旁的张大千,年轻人赶紧摆手:“钱我不要,黄先生要是喜欢,就用您那幅不肯借我的石涛真迹换,如何?”
黄宾虹当即应下,乐呵呵抱着“真迹”回了家。
后来真相传开,老先生非但没生气,反倒专程来找张大千,对着画看了半天,捋着胡子笑:“老夫鉴画半辈子,竟栽在你小子手里。假是假,可这笔力、这份胸襟,比真石涛还见风骨。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经这两桩事,“石涛再生”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
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孖在上海开创“大风堂”,开宗立派收徒,年纪轻轻就成了沪上画坛新贵。
1941年,已经名满天下的张大千,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画坛的决定:
放下上海的安稳日子,远赴西北大漠,临摹敦煌壁画。
那时的莫高窟远不是如今的模样:
黄沙漫天,大半洞窟被风沙掩埋,壁画斑驳脱落,没人打理也没人重视。
别说电灯,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颜料、纸笔全要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过去,路上还要提防土匪。
朋友都劝他:“你现在画价那么高,在家画画舒舒服服,何必去遭那份罪?”
张大千却摇着头说:“唐宋画的真功夫,全在敦煌壁画里。我不去,对不起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他带着三夫人杨宛君、儿子张心智,还有十几个弟子、画工,浩浩荡荡从成都出发,坐了汽车坐马车,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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