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代表建国集团宣布三件事。”李建国站在台上，身后的大屏幕亮起。
“第一，建国通信已向欧盟专利局提出申请，要求宣告诺基亚持有的五项GSM基础专利无效。证据显示，这些专利的技术内容早在专利申请前，已在学术期刊和行业会议中公开。”
台下哗然。直接申请宣告专利无效，这是最激烈的反击手段。
“第二，我们已经与华为、中兴、大唐电信达成协议，四方将共享所有的TD-SCDMA及LTE相关专利，组成‘中国通信专利共享池’。任何中国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池内专利，共同应对国际专利风险。”
记者们疯狂记录。这意味着中国通信产业开始抱团作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建国提高声音，“我们已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交建议，在中国下一代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中，将‘专利许可承诺必须符合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写入强制性规范。对于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中国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这番话的威力远超前两条。它不是在应对诉讼，而是在修改游戏规则。
会后，高通股价应声下跌5%。诺基亚紧急召开董事会。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公司不再被动挨打，开始制定规则。”
2009年1月，终极博弈
金融危机最寒冷的冬天，三方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楼内，建国集团、高通、诺基亚的代表团分坐三角形谈判桌的三边。欧盟和中国商务部的官员作为观察员列席。
谈判进行了整整五天。争吵、威胁、拍桌子、离席、又被拉回。
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TD-SCDMA是否必须向高通支付CDMA专利费？第二，未来的4G时代，专利授权模式如何确定？
第五天深夜，谈判陷入僵局。高通代表坚持：“任何3G设备，只要用到码分多址概念，就必须获得我们的授权。”
李建国让李文博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中，建国通信的实验室里，一台测试设备正在运行“纯TD”模式，旁边的频谱分析仪显示，其信号调制方式与CDMA有本质区别。
“这是我们的‘零CDMA’基带方案。”李文博解释，“从物理层到协议栈，完全绕开了高通的所有核心专利。如果你们坚持收费，我们就全面转向这个方案。代价是，高通将彻底失去中国TD市场的所有专利收入。”
高通代表脸色铁青。他们做过测算，中国TD市场的专利费潜在规模超过百亿美元。
凌晨三点，妥协达成。达成的交叉授权协议厚达三百页，核心内容包括：
建国集团获得高通所有2G/3G专利的全球授权，但费率比原报价低60%。
高通获得建国集团TD-SCDMA核心专利的授权，用于其支持TD模式的芯片。
双方承诺在未来4G标准制定中，共同推动更合理的专利池模式。
诺基亚与建国集团达成全面和解，双方互撤全球所有诉讼。
签字仪式在晨光中进行。当李建国在协议最后一页签下名字时，他的手很稳，但眼眶是红的。
长达两年的专利围剿，终于以这样的方式落幕。建国集团没有倒下，反而用一场惊心动魄的反杀，杀进了全球科技巨头的俱乐部。
回程的专机上
李建国独自坐在舷窗边，看着下方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娄晓娥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水。
“舅舅，我们赢了。”
“不，是活下来了。”李建国接过水杯，“而且拿到了下一场比赛的入场券。”
“代价很大。这两年集团直接诉讼支出超过8亿美元，间接损失难以估算。”
“但值得。”李建国望向东方，“我们用8亿美元，买到了三样东西：第一，国际巨头从此不敢轻易对中国企业发动专利战；第二，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专利防御体系和律师团队；第三，最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我们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公司不仅能制造，还能创新；不仅能跟进，还能制定规则。”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洒进舱内。李建国忽然想起父亲牺牲前的那个夜晚，老人在病床上对他说：“建国，咱们中国人，不能总被人掐着脖子。”
五十年过去了。
脖子，终于能稍微挺直一些了。
虽然前路依然漫长，虽然新的围剿一定还会来。
但至少这一次，他们打赢了。
而打赢的意义，不只在于一家企业的生存。
更在于向后来者指明了一条路——面对巨头的铁幕，除了跪着生，还可以站着斗。
飞机开始下降，香江的轮廓出现在海平面上。
那里，有等他回家的家人，有等他指挥的团队，有未完成的梦想，和即将开启的新战场。
李建国闭上眼睛。
他需要休息一下。
因为下一场战斗，很快就要来了。
而这一次，他将不再是防守者。
他将成为规则的参与者，甚至，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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