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苹果的诉讼呢？”另一位合伙人律师问，“多点触控、图形界面这些……”
刘峰打开另一份文件：“关于苹果的指控，我们有三层反制。第一层：我们收购FingerWorks时获得的原始专利文件显示，多点触控的核心算法早于苹果专利申请。第二层：麒麟系统的交互设计有大量独创性，这是超过五千小时用户测试形成的设计语言。第三层——”他顿了顿，“我们已经在中国对苹果提起反诉，指控iOS侵犯了我们三项图形渲染加速专利。”
托马斯眼睛亮了：“你们在中国反诉了苹果？什么时候？”
“昨天。”李建国平静地说，“京都知识产权法院已经立案。诉讼标的：禁止iPhone在中国销售，直到侵权问题解决。”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寂静，然后爆发出更激烈的讨论。美方律师们意识到，这位中国老人不是在被动应诉，而是在下一盘全球同步的反击棋。
“我需要重新评估策略。”托马斯最终说，“如果你们能证明TD标准的专利独立性，如果芯片真的能做到架构分离，如果在中国市场有强有力的反制手段……那么谈判的天平可能会倾斜。”
“不是可能，是一定。”李建国合上电脑，“托马斯先生，我希望你的团队在两周内拿出全新的应诉方案。钱不是问题，我要的是在法律框架内，最强势、最凌厉的反击。”
2008年3月，危机与转机
就在专利战进入最焦灼的阶段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诺基亚的股价在三个月内腰斩，不得不大幅削减法律预算。高通的专利授权收入因手机销量下滑而萎缩。只有苹果，凭借即将发布的iPhone 3G，勉强维持攻势。
但建国集团也面临危机。纳斯达克暴跌，建国互联的股价从高峰的42美元跌至不足9美元，融资渠道几乎冻结。港股上市的建国通信同样惨淡。
“现在是比谁更能熬的时候。”深夜的战略会议上，李建国看着各板块的财务报表，“传我命令：集团所有高管降薪50%，中层降薪30%，但一线研发人员薪资不变。所有非核心资产，能卖就卖，回笼资金。但三个领域的研发投入——通信、芯片、新能源——一分钱不能少。”
张振华红着眼眶：“李董，通信板块的现金流最多撑六个月。”
“那就撑六个月。”李建国决绝地说，“六个月后，我要看到TD-LTE的预商用系统。用技术突破换生存空间。”
就在这时，娄晓娥从硅谷发来加密邮件：“舅舅，绝密情报。苹果内部因iPhone 3G的中国入网许可问题产生严重分歧。乔布斯想要尽快进入中国，但法律团队担心我们的专利诉讼会拖慢进程。另外，高通正在秘密接触我们，暗示可能单独和解。”
李建国立即回复：“接触高通，但保持距离。重点攻苹果——乔布斯想要中国市场，就让他拿专利来换。”
2008年6月，日内瓦的秘密谈判
这是一场没有律师参与的谈判。李建国和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乔布斯的副手，在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见面。
库克开门见山：“李先生，我们可以撤回ITC的337调查申请，并授权你们使用部分多点触控专利。条件是：你们撤回在中国的诉讼，并保证麒麟手机不进入北美和欧洲市场。”
李建国搅拌着咖啡：“库克先生，这个条件半年前也许成立。但现在，金融危机让你们的股东渴望中国市场的增长，而我们的TD-SCDMA网络已经开始在全国铺开。没有iPhone，中国消费者可以用麒麟；但没有中国市场，苹果的财报会很难看。”
“你们也需要我们的专利。”库克试图保持强势。
“我们有替代方案。”李建国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测试报告，“这是中兴和华为基于我们授权开发的多点触控方案，成本比你们的低30%，性能相当。如果苹果不合作，我们会把这个方案开放给所有中国手机厂商。到时候，你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建国，是整个中国产业链。”
库克的脸色变了。他清楚这个威胁的分量——如果中国本土手机都用上廉价的替代触控方案，苹果的高端定位将受到巨大冲击。
谈判持续了六小时。最终达成的备忘录核心条款是：
苹果撤回在美国的所有专利诉讼，并授权建国互联使用其非核心触控专利。
建国互联撤回在中国的诉讼，并承诺麒麟手机暂不进入北美。
双方建立“专利互认机制”，未来每年进行一次专利交叉评估。
苹果承诺在iPhone的中国版本中，优先适配TD-SCDMA网络。
这不是全面胜利，却是战略突破——苹果的围剿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8年9月，雷霆反击
就在与苹果达成协议一周后，李建国在香江召开全球记者会。台下座无虚席，所有人都在等待这家中国公司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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