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电梯口，林晓刚走进来，手里抱着一叠文件。她抬头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随即笑了笑。
“苏总今天来得早。”
我没接话，按了楼层键。电梯上升，数字跳动。她站在我旁边，没再说话，但能感觉到她在调整呼吸。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昨天人事公告发了，我升任公司战略发展部负责人，不再直接管我们原来的团队。林晓现在是正式组长，所有项目汇报线都归她对接。这不是临时安排，是永久调整。
电梯门开，走廊灯光亮着。我走出去，听见她跟上来。
办公室和以前一样，工位整齐排列，电脑屏幕亮着，有人在低声讨论数据。但气氛不一样了。没人低头赶工，也没人盯着时间等下班。大家做事的节奏稳，像上了发条的钟。
我在自己新办公室门口停下。门牌换了，从“咨询一部总监”变成“战略发展高级副总裁”。里面空了一半，家具还没搬完。
林晓站在我身后，轻声说：“您要不先去老位置坐会儿？那边收拾好了。”
我摇头。“不用，那边已经不是我的位置了。”
她说不出话，只点了点头。
我转身走向办公区，红色西装上衣在光线下很显眼。几个新人抬头看我，目光停在我身上那抹红，又迅速移开。
这颜色曾经是警告。
谁加班不合理，谁流程出问题，只要我出现在会议室，所有人都知道今晚别想拖到九点以后。那时候他们叫我“红色警报”，现在这称呼好像又回来了。
但我已经不插手具体事务了。
走到茶水间外，我停下脚步。一个年轻女孩正拿着保温杯，看见我愣住，手一抖，水洒出来一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挡路的！”她慌张地说。
“你没挡。”我说，“我只是路过。”
她没走，反而鼓起勇气问：“苏总……您为什么每次都穿红色啊？其他领导都不这么穿。”
周围安静下来。有人假装看屏幕，其实耳朵竖着。
我没有马上回答。三年前这件衣服是什么意义，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
那时候赵峰逼所有人陪他演戏，晚上八点群发会议通知，谁请假就说“态度有问题”。我拒绝一次，他说我缺乏责任心；我拒绝两次，他找HR施压。
第三次，我穿着这件红西装走进他的办公室，把劳动法条款打印出来放在桌上。
“您要求的加班没有审批单，也没有调休安排。”我说，“根据第三十一条，我不构成旷工。”
他脸涨成猪肝色，最后没敢动我。
后来每次我要反对无意义消耗，就会穿上它。
不是为了张扬，是为了让别人看清——有人站在规则这边。
但现在不需要那样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实习生，她说出了我想听的问题。
“因为红色，”我说，“是边界的颜色，也是觉醒的颜色。”
她怔住了。
林晓走过来，站到我身边，声音平静：“三年前，有人靠这件衣服挡住整个部门的加班要求。”
女孩睁大眼睛，视线在我和林晓之间来回。
她终于明白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西装。
这是信号。是提醒。是告诉所有人，你可以按时下班，可以拒绝无效会议，可以用专业说话，而不是用熬时间表忠心。
她小声问：“那现在……还用得着吗？”
林晓笑了。“每到周三，苏总会巡楼一圈。只要她出现，所有临时加会自动取消。”
“所以我们叫这一天‘红色警报日’。”她补充，“谁敢在这天拉长会，第二天绩效就得写说明。”
我挑眉。“那我得穿得再红一点。”
女孩忍不住笑出声，紧张感散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几个工位。有人悄悄抬头，有人冲我点头。我不打招呼，也不停留，只是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制度立起来之后，不能靠惩罚维持，也不能靠恐惧运转。它得变成习惯，变成默认选项。
就像现在，没人问我为什么穿红西装，而是开始问它意味着什么。
说明它不再是个人符号，成了集体记忆。
中午前，我回到新办公室。行政送来一份文件，是下周高管会的议程草案。翻到中间页，看到一项议题：“关于推行跨部门高效协作标准试点”。
我拿起笔，在旁边批注：建议加入实时进度公示机制，避免信息滞后导致被动加班。
放下笔时，手机震动。
林晓发来消息：“刚才有个主管想让组员周末改方案，被下属当场拒绝了。对方还拿出《权益指南》第十五条念给他听。”
我回了一个字：好。
下午三点，我照常下楼巡场。
还是那件红西装，步伐不快。经过技术部区域时，听见有人说：“苏总来了。”语气像发现天气变了。
一组人正在开会，投影还开着。主持人看见我，立刻看表。
“还有十分钟收尾。”他说，“剩下部分明天晨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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