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平台燃气轮机地面联调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依然在研究院有限的圈子内掀起了巨大的、压抑的兴奋。但这份属于成年人的、沉甸甸的喜悦，暂时还没能立刻渗透到孩子们的世界里。
在家属区那片新平整出来的、勉强能称之为足球场的空地上，战斗正酣。
“安德烈！传过来！” 小军（陈向东的儿子）扯着嗓子喊，脸上蹭着灰，汗珠子在夕阳下闪着光。他踢球没什么章法，就凭一股猛冲猛打的劲儿，但今天这劲儿特别足，大概是因为他爹前两天破天荒地带他去食堂吃了顿红烧肉，还夸了他最近作业有进步。
“接着！” 小安德烈（谢尔盖的儿子）用带着浓重卷舌音的汉语喊回去，脚下技术明显细腻得多，一个漂亮的假动作晃过防守，将球传了过来。球有点瘪，是那种最便宜的橡胶足球，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热情。
旁边还有几个孩子，有中国专家的，也有苏联专家的，都混在一起，嗷嗷叫着追着球跑。娜塔莉亚大婶和其他几个中外妈妈们，坐在场边用砖头搭的简易“看台”上，一边织着毛衣或做着针线活，一边不时抬头看看，喊着“小心点！”或“安德烈，注意脚下！”用的语言不同，但脸上的关切笑容和挥舞的手臂，是相通的。
“哐！”一声，球没进门（用两堆砖头摆的），却一脚踢飞，滚到了场边堆着的、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建筑废料堆里。几个孩子呼啦啦追过去。
“咦，这是什么？”一个叫小海的男孩眼尖，扒开几块碎砖，从下面拖出一个脏兮兮的、用牛皮纸裹着的长条状东西，沉甸甸的。
孩子们好奇地围了上去。小军接过来，撕开已经破损的牛皮纸。里面露出了用透明胶带缠得歪歪扭扭的、几节粗细细细的、用硬纸壳卷成的圆筒。圆筒的一头，用泥巴和碎石子封着，另一头，露出一小截引线，还残留着被烧焦的痕迹。
“炮仗？不对，是……火箭？”小军不太确定地说。过年时，他和小伙伴也拆过炮仗，但都是单个的，没见过这种把好几个串在一起的“大炮仗”。
“火箭？”小安德烈眼睛一亮，凑了过来。他中文还不太好，但这个词听懂了，他用手比划着，“咻——砰！像‘联盟号’那样？”
“对！火箭！过年放的那种‘穿天猴’！我见过我爸他们单位放过！”另一个叫小勇的男孩兴奋地叫起来，他爸是搞燃料的。
孩子们一下子兴奋了，围着这个简陋的“纸火箭”七嘴八舌。这明显是哪个大孩子（或者童心未泯的技术员）的“杰作”，用过年剩下的炮仗，拆了火药，自己卷的，可能试飞失败，或者没敢放，就藏在了这里。
“还能放吗？”小海问。
“引线好像还剩一点……”小军小心翼翼地拨弄着那截焦黑的引线头。
“危险！不能玩！” 娜塔莉亚大婶看到了，放下手里的活计，用俄语喊着，走了过来。其他几个妈妈也紧张地跟过来。
“妈妈，是火箭！我们自己做的火箭！”小安德烈试图解释，脸上是跃跃欲试的光芒。
“不行！会炸到手！会着火！”娜塔莉亚连连摆手，语气坚决。她来自严谨的工程师家庭，深知这种“土法火箭”的不确定性。
孩子们顿时蔫了，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宝贝”，又看看一脸严肃的大人们。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插了进来：“让我看看。”
是叶菲莫夫院士。他不知何时散步到了这里，背着手，踱了过来。他今天似乎心情不错，脸上少了些平日的严肃。
孩子们立刻让开一条路，充满期待地看着这位平时总是很沉默、让人有点害怕的苏联老爷爷。
叶菲莫夫走过来，从小军手里接过那个“纸火箭”，托在手里，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纸筒，又掂了掂分量，看了看那粗糙的封口和残存的引线。
“火药填充不均匀，重心有问题，喷口设计……几乎没有。”他用俄语低声嘟囔着，摇摇头，但眼中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那是一种看到熟悉又稚嫩事物的、带着怀念的笑意。他年轻时，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小镇，大概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用能找到的一切材料，尝试制造能飞起来的东西。
“爷爷，它能飞吗？”小安德烈用俄语问，满眼期待。
叶菲莫夫看了看孙子，又看了看周围一圈中国孩子亮晶晶的眼睛。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动作——他把“火箭”还给了小军。
“飞，可以。”他用生硬的中文说，然后指了指那个泥巴封死的“喷口”，“这里，不行。要改。”
孩子们愣住了，连娜塔莉亚也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公公。
叶菲莫夫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在泥土上画了起来。他画了一个简单的圆锥体，指着尖头说：“头，要尖，减少风。”又画了一个稍微扩张的出口，“这里，要光滑，让气，快点出去。”他扔掉树枝，用手比划着，“火药，要压紧，但不能太紧。线，要长，安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