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来得突然而强硬，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秦处长虽然万分不舍，也知道这是来自更高层面的决定，只能无奈放人。他私下找祁同伟谈了一次话。
“小祁，体改委是个好地方，平台更高，能接触到国家经济改革最核心的东西，对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极有好处。这一年，你好好干，也是积累人脉的机会。”秦处长语重心长，“至于这边案子，你放心，基础工作你都做完了，后续我们会跟上。只是…要提防，这是明升暗调，还是有人不想让你在办案一线继续立功？”
祁同伟心中了然。他平静地回答：“谢谢处长栽培和提醒。我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尽力做好工作。”
他知道，这大概率又是梁家或其关联力量运作的结果。他们无法在业务上打压他，就设法将他“调虎离山”，从他如鱼得水的侦查一线，调到一个看似光鲜却可能远离实权的政策研究部门，延缓他晋升的节奏。
然而，他们或许低估了祁同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也低估了这个平台可能带给他的东西。
祁同伟很快到体改委政策研究局报到。这里的气氛与最高检截然不同，少了几分刀光剑影的凌厉，多了几分思辨和宏观的氛围。同事们大多是学者型官员或资深专家，言谈举止间讨论的都是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制度设计等宏大议题。
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姓林的副局长，一位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博士。林局对祁同伟的到来似乎很欢迎：“同伟同志，欢迎你啊！最高检来的干将，我们这里就需要你这样有实践经验、了解市场一线情况的同志！你的那些办案经历，可是我们这些书斋里的人接触不到的宝贵财富啊！”
林局安排他参与一个关于“金融体制改革与风险防范”的重点课题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查阅国内外资料、进行数据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参与研讨会。
起初，祁同伟确实感到有些不适。从直接冲锋陷阵的侦查员，变成伏案疾书的研究员，这种转变需要适应。但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将这里视为一个绝佳的“充电站”和“观察所”。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内部传阅的各种高层政策动向、未公开的统计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他参与各种高层级的研讨会，聆听顶尖学者和决策者的思想碰撞。这让他对国家经济运行的全局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视野从单个案件提升到了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
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完成课题组分配的任务。他结合自己办案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金融监管的漏洞和空白，写下了一系列内部政策建议报告，如《关于规范私募基金发展的几点法律建议》、《关于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机制的建议》、《关于防范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对策研究》等。
这些报告数据扎实、案例鲜活、建议具体，极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很快引起了林局和更高层领导的重视。他的才华在这个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形式绽放出来。
期间，他也小心翼翼地拓展着人脉。体改委汇集了来自各部委、研究机构的精英，他谦逊好学、言之有物的风格，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他甚至偶遇了一位来自汉东省发改委的交流干部，通过他，了解到一些汉东省未来几年的重大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这为他未来的商业布局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
他与最高检的同事保持着联系，得知那个出口骗税案已经成功告破，主犯被引渡回国，大部分赃款得以追回。虽然最后的功劳记在了专案组集体身上，但秦处长私下告诉他，他的贡献上面都记得。
他也持续关注着汉东的情况。孙鹏那边，“兴华苑”二期开盘再次火爆，新成立的“伟业房地产公司”开始崭露头角。老陈则按照他的指示，加大了对北京中关村和深圳科技园一些初创科技企业的考察和投资力度。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好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体改委也并非真空地带。这里同样有派系，有纷争，有来自各方的利益代言人。
一天，林局神色凝重地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同伟，你最近是不是写了一份关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防范债务风险’的报告？”林局问。
“是的，林局。根据一些调研数据和地方案例，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提前预警。”祁同伟回答，那份报告他花了很大心血。
“报告写得很好，切中要害。但是…”林局压低了声音，“里面有些数据和观点，可能触动了一些地方的利益。有人通过关系递话过来，让你‘谨慎发言’，不要‘危言耸听’，还说…你一个借调干部，不要把手伸得太长。”
祁同伟的心沉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又无意中触碰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牵扯着巨大的土地财政、银行信贷和官员政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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