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最高检，祁同伟因在南州案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厅里的通报表扬，并在年底的考核中获得了“优秀”。秦处长更加倚重他，将一些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案件线索交给他独立负责或牵头办理。
祁同伟很快进入了工作狂模式。他享受着这种在高压力下抽丝剥茧、与高智商罪犯斗智斗勇的过程。他主办或参与办理了几起涉及证券欺诈、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跨境洗钱的案件，屡建奇功。他的名声在经济犯罪侦查这个小圈子里渐渐传开，都知道厅里来了个年轻却极其厉害、尤其精通金融的“祁科长”（虽未正式任命，但已是实际负责）。
他并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放下学习和资本的运作。他的小单间里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和内部资料。与孙鹏、老陈的联系也从未中断，只是变得更加隐秘和高效。他远程指挥着汉东“兴华苑”二期的开发，并指示孙鹏开始组建一家更正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规范运作，为将来更大规模的扩张做准备。通过老陈，他继续小规模地投资于京沪两地的股市和早期互联网企业，保持着对资本市场的敏感度。
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几乎是两点一线：单位—宿舍。偶尔会被秦处长或同事拉去参加一些必要的应酬，但他总是保持低调，滴酒不沾，多以茶代酒，并尽量提前离场。这种自律甚至显得有些不合群的作风，反而让一些领导觉得他沉稳可靠。
然而，京华之地，水深浪急。他的优秀和特立独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欣赏者有之，如秦处长和几位惜才的领导。
嫉妒者有之，如那位副厅长的侄子，眼见祁同伟风头越来越盛，心中愈发不平。
警惕和忌惮者亦有之，尤其是与汉东梁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某些人。
那份关于他“办案激进”的报告虽然被更高层的领导压了下来（鉴于他办案成果确实显着），但并未消失。某些场合下，关于他“背景神秘”、“手眼通天”、“办案不顾后果”的流言开始小范围流传。
祁同伟有所耳闻，但并不在意。他坚信，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业务能力过硬，这些宵小手段终究上不了台面。他继续埋头做事，用一个个扎实的案子来证明自己。
机会很快再次来临。一家大型国有进出口公司涉嫌与境外勾结，通过虚假贸易手段骗取国家巨额出口退税，案件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由最高检直接挂牌督办。秦处长再次点将，让祁同伟加入专案组，并负责核心的资金链条梳理和境外取证协调工作。
这个案子比南州案更加复杂，涉及到专业的外贸流程、外汇管理以及境外法律适用问题。祁同伟再次展现出他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跨领域协调能力。他泡在外管局、海关总署，请教专家，迅速吃透了出口退税的整套流程和漏洞所在。
通过分析数以万计的报关单和资金流水，他精准地锁定了几个虚构贸易、循环出口的关键平台和账户。更关键的是，他发现一部分被骗取的退税款，竟然通过地下钱庄流向了境外某家赌场。
“处长，必须启动境外取证！这笔钱很可能被主要犯罪嫌疑人用于赌博和洗白，这是定罪的关键证据，也可能追回部分损失！”祁同伟向秦处长建议。
境外取证程序复杂，涉及国际司法协作，耗时漫长。专案组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国内证据已经比较充分，境外取证难度太大，不确定性太多，主张就案办案，尽快结案。
祁同伟却坚持己见：“如果不查清资金最终去向，不仅可能让主犯重罪轻判，国家损失也无法挽回。再难也要试！”
就在争论不下时，那个副厅长的侄子阴阳怪气地说：“祁干事是不是觉得上次南州案立功太容易了，这次想玩个更大的？境外取证谈何容易，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最后很可能一无所获，这个责任谁负？”
会议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秦处长沉吟不语，看着祁同伟。
祁同伟平静地站起来，指着投影上复杂的资金流向图，语气坚定：“我不是为了立功。我的责任是把案子办成铁案，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境外取证确实有难度，但并非没有路径。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借助与我国签署了司法协助条约的地区力量。我愿意立军令状，牵头负责境外取证的联系协调工作，如果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他的自信和担当感染了大部分人。秦处长最终拍板：“就按小祁的意见办！不怕困难，就怕不敢担当！境外取证小组由祁同伟牵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向我报告！”
散会后，那个副厅长的侄子脸色铁青地摔门而去。
祁同伟知道，自己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但他无所畏惧，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他查阅了大量国际司法协助的案例和条约，起草了详尽的取证请求书，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和外交部条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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