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靠山屯没人过这个节，可这一天，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让整个屯子炸开了锅。
信是若菊寄的。牛皮纸信封，右下角贴着花花绿绿的英国邮票，左上角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写着“中国吉林省长白县靠山屯合作社杨振庄收”。邮递员老周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来，在屯子口老槐树下扯着嗓子喊：“杨振庄！你家闺女来信了！英国来的！”
继业头一个听见，蹬蹬蹬跑进合作社办公室。“爹！爹！四姐来信了！英国来的！”
杨振庄从账本上抬起头，把那根楸木鹰杆从墙边拿过来，搁在膝盖上。他把信封拿在手里，对着窗户照了照——信很厚，沉甸甸的，不像是普通家信。他用裁纸刀裁开封口，抽出厚厚一叠信纸，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若菊站在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前，穿着白衬衫和深色裤子，头发还是齐耳短，被风吹得有点乱。她没笑，可嘴角弯着，眼睛亮晶晶的。背景是一排爬满藤蔓的红砖墙，墙上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洋文，认不得。
杨振庄把照片看了很久，才展开信纸。若菊的字迹还是那么工整，笔画还是那么有力，满满写了四页。
“爹、娘、三娘、三叔、大姐、二姐、三姐、七妹、继业：俺在英国挺好的。伦敦冷，跟咱长白山差不多，可没有雪。街上的人穿得少，俺穿棉袄，她们穿单衣，瞅着俺像看怪物。俺不管，俺怕冷。
俺昨天参加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闭幕式，成绩出来了。俺得了银牌，比金牌差三分。领队说俺是全省第一个在国际奥赛中获奖的学生，说俺给中国争光了。俺没哭，可领队哭了，他说他带了好几年队，头一回见着东北农村出来的娃站在领奖台上。
俺在伦敦待了半个月，去了大英博物馆、伦敦塔桥、白金汉宫。俺站在白金汉宫门口，瞅着那些戴熊皮帽子的卫兵，想起咱靠山屯的老蔫爷爷。老蔫爷爷要是活着，肯定说，这帮洋人帽子戴得跟咱猎队的狗皮帽子差不多，就是没咱的暖和。
俺给家里人买了礼物，给爹买了一条围巾，纯羊毛的，英国产的；给娘买了一块手帕，上面绣着洋字码子，认不得；给三娘买了一个顶针，洋铁皮做的，亮晶晶的；给三叔买了一盒洋烟，没舍得拆，留着过年抽；给大姐、二姐、三姐、七妹一人一块洋巧克力，铁盒装的，好看；给继业买了一支洋铅笔，笔杆上印着洋娃娃，继业肯定稀罕。
俺挺好的，不用挂念。俺坐明天的飞机回国，先到北京，再转火车回省城，再坐班车回靠山屯。腊月二十八到家。
若菊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伦敦”
杨振庄把信看了三遍，把信纸叠好，塞进内兜里，和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并排放着，和那张林场庞副场长写的便笺并排放着，和那封周校长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并排放着。他把内兜按了按。
“若兰，”他说，“你四妹得了银牌。”
若兰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钢笔。“爹，俺听见了。”她顿了顿，“全省头一个。”
杨振庄没说话，把那根楸木鹰杆戳在地上。“去告诉你三娘。”
若兰点点头，转身跑向翠花坊。三嫂刘翠花正站在炒锅前看刘三柱炒榛子，听见若兰的话，手里的铲子差点掉地上。
“银牌？”三嫂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全省头一个？”
若兰使劲点头。“三娘，四妹信上写的。”
三嫂没说话。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搁在车间门后的钉子上。“三柱，炒二十斤开口笑，最好的榛子，火候比平时多半分钟。”
刘三柱愣了一下。“姐，炒那么多干啥？”
三嫂没答。“若菊腊月二十八到家。”
消息在靠山屯传开了，比长了翅膀还快。李二虎从二道沟骑车赶来，车后座绑着一头杀好的年猪；王老五从西沟屯背来一筐冻梨；赵铁锤从北坡屯扛来一捆干柴；猎队的人、翠花坊的人、合作社的人，全来了。
杨振庄站在合作社门口，把那根楸木鹰杆戳在雪地里。“若菊腊月二十八到家，合作社办庆功宴。”
王建国蹲在鹰杆旁边。“振庄哥，办多大的？”
杨振庄把鹰杆从雪地里拔起来。“全屯子，一家不落。”
腊月二十八，天没亮，靠山屯就热闹起来了。翠花坊的炒锅从卯时就开始转，刘三柱站在锅前，一锅一锅炒开口笑，炒到第三十锅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他没停。三嫂站在他旁边，把炒好的榛子装进罐头瓶里，一瓶一瓶码进纸箱。
“三柱，够了。”三嫂把最后一瓶装好，“三十斤，够若菊带到北京吃一年的。”
刘三柱把炒锅的火封上，把那截红绸子从裤腰里拽出来，攥进手心里。“姐，若菊这回给咱靠山屯长脸了。”
三嫂没说话，把围裙边攥紧了些。“嗯。”
合作社食堂里，王建国带着人杀猪、炖肉、蒸馒头。孙铁柱蹲在灶台边烧火，把那把老扫帚靠在墙根。继业蹲在他旁边，把那根小鹰杆抱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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