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乾希的车陷在暴雨后的泥坑里时，仪表盘的油量警报刚好亮起。雨刷器徒劳地左右摆动，却刮不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像他此刻的心情——经营三年的设计工作室刚倒闭，欠了二十万外债，相恋五年的女友提了分手，他从市区开车出来，本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却误打误撞到了这座叫“溪口”的偏远小镇。
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也在半路加油时弄丢了。丁乾希推开车门，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衬衫，泥点溅在裤腿上，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小镇的主街空荡荡的，只有一家亮着灯的面馆，木质招牌上写着“老方面馆”，字体被雨水泡得有些模糊，门口挂着的红灯笼，在风雨里晃得人心慌。
“有人吗？”丁乾希推开面馆的玻璃门，暖气混着面香扑面而来，让他冻得发僵的身体瞬间松了口气。柜台后坐着个穿围裙的男人，四十多岁，脸上带着憨厚的笑，手里正擦着一只粗瓷碗：“来啦？快坐，外面雨大，先喝碗热汤暖暖身子。”
男人是老板方建军，大家都叫他老方。他没问丁乾希是谁，也没问他要吃什么，转身就进了厨房，很快端来一碗热汤面：手工擀的面条，卧着一个溏心蛋，汤面上飘着翠绿的葱花，热气腾腾的，熏得丁乾希眼睛发酸。
“吃吧，不要钱。”老方坐在对面，给自己倒了杯热茶，“看你这样子，是遇到难处了吧？出门在外，谁没个手紧的时候。”
丁乾希没说话，端起碗大口吃面。热汤滑进喉咙，暖到了胃里，也暖到了心里。他这才注意到，面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奖状——是老方儿子方晓宇的“三好学生”证书，还有一张“见义勇为”的奖状，写着“方建军同志，在2020年洪水救灾中表现突出”。
“您……认识我？”丁乾希忍不住问。他以前没来过溪口，老方怎么会知道他有难处？
老方笑了：“我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眼里的‘慌’。”他指了指丁乾希的衬衫，“你这衬衫是牌子货，平时肯定不是干重活的，现在却满身泥，钱包丢了吧？手机也没电了？”
丁乾希点点头，眼眶更酸了。他把自己的遭遇一股脑说了出来：工作室倒闭、欠债、分手，像倒豆子一样，把憋了半个月的委屈都倒了出来。老方没打断他，只是偶尔递张纸巾，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没事，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劲头才真完了。我这面馆楼上有个阁楼，你要是不嫌弃，就先住下，等雨停了，想走想留，再做打算。”
接下来的三天，丁乾希住在面馆的阁楼里。阁楼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旧衣柜，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一盆多肉，是老方儿子晓宇养的。每天早上，他都会被厨房的擀面声吵醒，老方凌晨四点就起来和面，手工擀的面条筋道，来吃的都是小镇上的老街坊，有人没带钱，老方也笑着说“下次一起给”。
丁乾希想帮忙，老方却不让：“你是读书人，干不了这粗活。要是没事，就帮晓宇辅导辅导功课，他明年要考高中，数学不太好。”
晓宇是个腼腆的男孩，戴副眼镜，一说话就脸红。丁乾希辅导他数学时，发现他很聪明，只是基础差，补了几天就有明显进步。晓宇也喜欢跟丁乾希聊天，说他长大了想当设计师，“像丁叔叔一样，能画好看的图”。
第四天，雨停了。丁乾希要走了，老方给他装了满满一袋子馒头，还塞给他两百块钱：“路上买水喝，手机我帮你充好电了，里面存了我的号码，以后要是遇到难处，随时找我。”
丁乾希接过钱，手都在抖。他掏出笔，在一张便签上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方叔，谢谢您。这钱我一定会还，以后您要是有需要，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您开口，我一定来。”
老方笑着把便签收下，没当回事：“你赶紧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丁乾希走后，老方把便签贴在柜台后面，和奖状贴在一起，没再想起这件事。他还是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擀面，晚上十点关店，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只是晓宇偶尔会问：“爸，丁叔叔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有道数学题想问他。”
三年后，丁乾希东山再起。他在市区开了家更大的设计公司，专门做乡村振兴的项目，帮很多小镇做了旅游规划，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没忘记老方，好几次想回溪口，却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成行，只能偶尔给老方打个电话，问问近况。老方每次都说“挺好的”，没提过任何难处。
直到有天，丁乾希在新闻上看到“溪口小镇遭遇特大暴雨，部分房屋被淹”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他赶紧给老方打电话，却没人接；又打给晓宇，晓宇的电话也关机。丁乾希顾不上开例会，抓起车钥匙就往溪口赶。
到了溪口，丁乾希的心凉了半截。主街的很多店铺都被淹了，老方面馆的玻璃门碎了，里面灌满了泥水，桌椅泡在水里，墙上的奖状被泡得脱了纸，只有那张便签，还贴在柜台后面，虽然湿了边角，字迹却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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