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的麦粉，离开了僵硬的麸皮，便有了吴越女子般柔软的身。
这个将要改变淮河以北之后两千年饮食习惯的不起眼之物，并非第一次现身人间，却是第一次展现自己可以这样的婀娜。
适请墨者吃饭，只求简单，这是节用，能吃就行。
墨者看来，麦粉是利人之巧、雕琢花卷是不利人之拙。
适请商人吃饭，力求复杂，这是取利，必须精巧。
商人看来，麦粉是可得利之巧、雕琢花卷是利上加利之巧。
凯恩斯主义的先行者管仲曾言，贵族富户最好烧火都烧雕花的柴禾，荒年大兴土木让饥民有饭吃，越遭灾越折腾不能让贵族装成心系灾民不奢侈，才能让财富流通，供养更多的手工业者，促进财富的重分配，灾民有饭吃，度过灾荒年。
规划经济的先行者墨翟曾言，集中国家的财富用来兴修水利、增加军工、建造房屋、开垦土地种植麻桑，不要把钱花在珠玉等奢侈品上。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加，少打仗少征税保证男女能见面生娃能养活，从而让每家生三个，在二十年内激增人口和社会财富总和，算起来比打二十年仗合算的多。
两人说的都没错，也都是符合各自情况和实事求是的办法。
在贵族的收入源于实物和劳役地租、贵族还没有权势太大以至分权严重、基层官吏不足、战争以争霸为目的、土地足够没有席卷全国的土地再分配诉求、官山海政策让齐侯拥有巨量财富的时候，管仲引导再分配的办法是绝对有益的。
在战争频繁、土地制度变革露出曙光、贵族堕落奢侈、王权不集中、大量游学之人可以入仕保证官吏数量的年代，墨子的集权强制发展增加人口的节用政策也是正确的。
这两种学派的分歧，用适计划在沛地彭城开矿的事做例子，就很容易分别出来。
墨子学派若要开矿，首先要和人讲清楚此物“大利天下”，用辩术论证此事是行大义，集聚财富和人力，上下同心，尚同共义，以守纪律和吃苦行义的墨者为先驱，带领百姓开矿，再将铁器售卖或是分配给人，从而扩大生产。
管子学派若开矿，认为用奴隶容易逃亡、这时候深山野林里一躲抓不回来；用百姓开矿，百姓不满，全民皆兵之下容易闹事。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矿包给富商，抽十分之三的税，剩下的事全让富商负责，用什么人开矿富商自己负责，管理和抓捕的事也归富商，富商对下面的矿工负责、国家对富商负责、间接管理，只需要把钱交上来就好。必要的时候再对富商施以重税，同时鼓励富商消费，从而调节财富分配。
这两种看似不应该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手段，却偏偏真实存在于这个时代，而且堂而皇之地记载在木简上。太史公曾读过也盛赞过，但从晋之后便有人认为这都是无用可笑的东西。
好在此时墨子尚在、墨者尚存，适能借用墨者的行义之心做出沛彭之事。
出售磨麦粉的手段，也并不是开矿这样的事。因而适可以不动声色地在吸取财富这件事上学学管仲的手段，又不会引起墨子的反感。
当宿麦推广后，生产力提升，可以养活更多非农业人口的时候，更多的城市手工业阶层将会成为墨者在城市的重要力量。农业的发展带来的粮价忽然降低，也会促使非授田制的人口成为手工业者，最终平衡。
简单的麦粉可以在每座商丘这样的大城养活几十户以此为生的手工业者，也能极大地促进这些城市的商品交换发展，促进货币的流通。
当然也可以聚集各国的财富汇聚到沛地，积累资本，从而用来“大利天下”。
适的手不算太巧，用筷子卷枣花、揉馒头、擀面条、包饺子这样的事还是会做的。
在适看来，麦粉是枪、这些精巧的吃法是子弹。子弹不能没枪，枪没有子弹也卖不出去。
把造“子弹”的办法告诉这些商贾，自己的“枪”才能更好卖。
反正都已经决定授渔得利了，那也不差这一点了，把如今能做的面食做了一遍。
适心想，自己这也算是顺应时代潮流。要不然不吃酸汤面的山西、不吃馒头的山东河南、不吃锅盔的陕西汉中、不吃饺子的淮河以北……这看起来可不是舒服，缺了那么一丝熟悉的味道。
这些集结了两千年饮食文化精髓的东西，足够震慑一番这些商人，也足够加快产生让适熟悉的感觉。
墨者们已经吃过不少用草木灰调和的发酵面，这时候来帮忙的一个个都吃饱了，往外走的时候都腆着肚子。吃的没那么精巧，味道倒还是那个味道。
商丘的很多商人聚集于此，吃的也是津津有味，称赞连连。
他们是真的没想过麦子会有这么多吃饭，也没想过麦子做出的食物竟能如此好看。
麦粉发酵之后，保留了麦香，又有一部分淀粉被真菌分解为糖分，更多出了一丝甘甜。
钟鸣鼎食之家常用的油炸食物，也第一次出现了麦子的身影。没有人会傻到去炸麦子吃，但麦粉条炸熟后味道真是不错，尤其是配上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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