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看地上线，心头惊且服。
自己做事，一人之智终究比不上术业专攻。
这些牛马如何赶回来的事，他就苦思许久，但市贾豚却可以把这些细节做到近乎完美。
看到适在那惊奇，市贾豚自嘲道：“适啊，你以为如今做商人容易吗？从萁子封国到楚之南疆，哪里有什么货物都要牢记。什么地方的村社彪悍狂野，更要知晓，你难道不知道当年村社中人连秦穆公的马都敢杀了吃掉？”
这时候的村社和后世的村社不一样，一直延续到秦汉之时，村社的自治程度都很高，恶少年和胆大包天之人也极多。
莫说吃个马，有见财起意的连出城玩乐的晋侯都敢剁了只为劫个财。
做商人风险极大，城市附近还好，一些乡间的村民可不是那么老实的。平日都是全民皆兵，谁还没见过杀人？
太史公曾总结，只要有利可图，乡野间的少年能做出以下的事：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侵吞霸占、追逐掠夺、不避法律、制作赝品……
此时远离城市的乡野自治不是田园牧歌，乡野间风气凶狠的厉害，基层控制无力，远离城市的地方完全是混乱无序的自由。
市贾豚出身陶邑，那里本就是商贾聚集之地，又是陶朱公发家之处，商人风气极盛，他所知道的经商手段也多，其中的风险也知道。
除了风险，还有各处的风俗习惯。
太史公做《货殖列传》曾说：楚越之地出不了大商人，因为楚越之地没有冬天，那里的风气不懂得积累。遍地是鱼虾，树上有果子，刀耕火种采果子就能吃饱，所以风气不改发展很难——把此时的楚越换成适所知道的黑非洲，一点都不违和。
泗水以北的陶邑等地，经常遭受水旱灾祸，但土地肥沃人口又多，又四季分明，所以人们懂得积累也能积累下来，也有经商致富的风气。
按太史公的总结，吴越无富商；秦晋好农业；赵人多投机；中山国好赌卖艺盗坟墓；齐人乡土观念重不愿离乡；鲁地平时看似有仲尼遗风最讲礼仪，但有利可图的时候却比各处都狠；商丘附近君子极多宽厚庄重愣头愣脑很少骗人。
时过境迁，很多地方与后世并不相同，但与现在的风气总是相似。
此去北地转运牛马，回来并不容易。
可不容易，还是要去做，适便问道：“既然定下来，是不是就要开始做了？”
“做也要等两件事。其一，这一次墨者相聚的目的是大事，必须在这件事完成后才能做。轻重不可不分。其二，我看来司城皇心意已决，沛地的事已成定局，但必须拿到竹契后再行定夺，否则我墨者大可以自己去洛阳临淄等地，积钱行义。”
市贾豚自顾自地点点头，又道：“这样，我先去见先生，把办法说出让先生定夺。你随我去取五镒黄金，买些麦子，雇请村社的人先将麦粉磨出来。”
两人计较好了，适随着市贾豚回到墨者的草屋，等了一阵。
市贾豚自去见墨子，不多时返回，取出了五镒黄金，又在一片竹简上记下，说笑道：“这不是你这个书记要做的事，记这数字还是要我来。”
适也笑道：“我写的字如今还没几人认得，多写少写只靠心中信义，那可不行。”
市贾豚将金子递过去，又道：“先生同意了，等十天后就做。先生也让我告诉你，我和司城皇商谈之事，还要加上一条。那个村社的人都随我们迁到沛地，都是授田之民。那些跟你学过九数的孩童，就留在商丘，先帮着商丘的那些豆腐麦粉铺子做事帮工。”
“授田之民，随土而迁。这是小事，众人也习以为常，你不必在意。司城皇有求与我等，墨家众人做事也不必守太多不合理的规矩，没人敢说。你若不是墨者，私用授田一件事，就够你挨一顿皮鞭了。”
适点头同意，觉得这办法极好，自己的思维也有些定式，没有想到这一点。
自己所在的村社是授田制村社，村社里的人可以被迁徙到别处，各国攻下城市也会经常将城中居民迁走，这种强制性的行为比比皆是，反倒是他有些想不到。
后来三晋崛起后，宋国为了避开韩魏锋芒，曾经举行过一次大迁徙，几乎放弃了商丘城，将附近的人都迁到了彭城，如今这村社就算是先行一步。
如今事已经定下来，他就要去忙磨粉和与村社众人商量迁徙的事了。
…………
商丘城中，麦粉和豆腐的故事已经传遍全城，那些嗅觉灵敏的商人已经聚集过来。
商丘不是陶邑，但也是大城，汇聚了不少的商贾。
此时的大商人地位很高，各个贵族都要拉拢。
不提后世吕不韦那样商人为相的事，便是周天子也曾被商人要债逼得筑起债台躲在上面藏起来，远不是商人被皇权打压的抬不起头的时候。
这些商人求利，他们对利润的嗅觉不亚于苍蝇闻到腐肉。
一众墨者吃过饭后的第二日，麂的家门差点被商人挤破，都想来看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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