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29日，洛杉矶，迈恩斯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前身）。
清晨的薄雾如同湿冷的棉絮，缠绕在迈恩斯机场低矮的航站楼和停机坪的DC-3机翼之间。
刚从香港赶到美国洛杉矶的秦云站在环球航空（TWA）那饱经风霜的木质柜台前，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内袋里那张硬挺的机票。
这是一张手写填制的牛皮纸票根，目的地栏用华丽的花体英文印着“New York LaGuardia”，唯独中间换乘栏一片空白，像一个等待揭晓的哑谜。
“秦先生，您的行李托运单。”
地勤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小伙，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殷勤笑容。
他对秦云东方面孔的审视中毫无常见的轻慢——毕竟，那位紧随其后的、自称是“华云国际总裁办秘书”的年轻人，方才递出的小费是整整一张百元美钞。
这在1940年的美国，足以让任何服务生暂时忘记种族成见。
单据递到秦云手中，地勤小伙的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秘书手中那只质感非凡的鳄鱼皮公文包。
“第一次坐飞机？”他随口问道。
秦云有些不自在地扯了扯浆洗得笔挺的衬衫领口（这辈子的躯体依旧难以适应这种束缚，总感觉像被无形的手扼住喉咙）：
“从洛杉矶到纽约，除了这铁鸟，难道还有更快的选择？”
“火车？那得在哐当声里熬上三天三夜。
邮轮？绕行合恩角，怕是得耗上大半个月……”
地勤小伙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但飞机……先生，您最好有点心理准备。”
这近乎耳语的忠告，如同一盆冰水浇在秦云心头。
他从未想过，自己上世习以为常的、代表着舒适与效率的现代航空旅行，在1940年竟是如此原始而充满风险的存在。
三天前，他在旧金山华云国际的办公室里，拍板决定亲自飞赴纽约看望妹妹秦朵，并实地考察云朵音乐的半导体研发进展。
当时，秘书也曾委婉提醒“横贯大陆的航班颠簸异常”，他只当是经验之谈，未曾深想。
此刻，停机坪上那架TWA标志褪色的DC-3客机，正用它震耳欲聋的螺旋桨轰鸣声嘲笑着他的天真。
铝制机身遍布划痕与凹痕，引擎盖缝隙里甚至还卡着几根不知从哪个沙漠机场带来的枯草，活像一头刚从蛮荒之地挣扎爬出的疲惫金属巨兽。
“登机吧，秦先生。”
地勤指向那架吱呀作响的金属舷梯，嘴角挂着一丝复杂的笑意：
“祝您旅途愉快。”
当秦云踏上那令人牙酸的舷梯，挤进狭窄的机舱门时，一股浓烈而复杂的气息瞬间将他包裹：
劣质汽油、陈旧皮革、汗液，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
这架DC-3的客舱空间被压榨到了极致：
24张硬木板外包人造革的座椅，分成两排，中间那条所谓的“过道”，仅容一人侧身勉强通过。
座椅靠背的角度被固定得笔直，坐上去的感觉与教堂里忏悔的长凳无异。
“先生，您的座位在12A。”
一位制服裙短得几乎露出膝盖的金发雀斑空乘指引道，声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单薄，“请务必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起飞。”
秦云刚在硬邦邦的座位上坐定，邻座那位裹着羊毛披肩的老太太便开始了抱怨：
“仁慈的主啊！这椅子简直比我家厨房里那张用了二十年的板凳还要硌人！”
她怀里紧抱着一只受惊的波斯猫，猫尾巴紧张地卷成一团毛球。
秦云瞥了眼自己的扶手，一个拳头大小的凹痕赫然在目，不知是哪位暴躁的前任乘客用烟斗留下的“纪念”。
上午九点整，引擎的嘶吼骤然拔高几个分贝。
秦云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死死地摁在椅背上，耳膜被轰鸣和气压变化塞满。舷窗外，跑道尽头的棕榈树飞速倒退，飞机像醉汉般歪歪扭扭地向上爬升，单薄的机翼在湍急的气流中剧烈颤抖，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无形的巨手撕裂。
“各位乘客请注意，”空乘的声音通过一个带着严重电流杂音的破旧喇叭传来：
“我们正在穿越云层，预计会有强烈颠簸，请保持镇静，不要离开座位……”
警告的尾音尚在空气中震颤，机身便毫无征兆地猛然下坠！
秦云的后脑勺狠狠撞在同样坚硬的头枕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老太太怀中的波斯猫发出凄厉的尖叫，爪子深深嵌入她的羊毛披肩。
秦云望向舷窗外，厚重的积雨云如同翻滚的灰色怒涛，阳光偶尔艰难地刺破云隙，在剧烈抖动的机翼上投下支离破碎的光斑。
“这叫‘颠簸’？”秦云在心底无声地呐喊，“这分明是在失控的过山车上玩命！”
然而，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当飞机挣扎着爬升至约3000米高空时，机舱内突然陷入一种令人心悸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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