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律所的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陈砚顶着黑眼圈坐在工位前，面前摊着两摞案卷——左边是整理好的十九本旧案卷，每本都贴了便签，标清了案由和争议焦点；右边是单独放着的张建国案，封面被他摩挲得有点发皱，那行“当事人仍在申诉”的铅笔字，在晨光里格外扎眼。
他昨晚熬到两点，不仅整理完了案卷，还特意查了2014年的《工伤保险条例》——按当时的标准，十级伤残的一次性补助金应为“本人工资×7个月”，就算张建国的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算，也该有元，可判决里写的是元，数字对不上不说，案卷里连“本人工资证明”都没有。更奇怪的是，法院判决生效日期是2014年12月，可张建国2015年3月还在申诉“未收到赔偿款”，这三个月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陈砚把张建国案的疑点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刚想起身去找周明远，就见周明远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从办公室出来，径直走到他面前。
“整理完了？”周明远扫了眼左边的案卷，指尖在最上面一本的便签上碰了碰。
“整理完了，周律师。”陈砚赶紧站起来，把笔记本递过去，“这是每本案卷的争议焦点总结，还有……张建国那本案子，我发现几个疑点，想跟您说说。”
周明远没接笔记本，反而把手里的文件放在陈砚桌上。文件封皮上印着“A公司商标咨询项目”，右上角贴着一张黄色便签，写着“服务费：5万元”。
“先看这个。”周明远的声音很淡，“A公司是我们的老客户，下周要做商标续展，还想排查一下同类商标的侵权风险。你今天把他们的商标清单整理出来，对比一下最近三年的商标注册数据库，把可能构成侵权近似的标出来，下班前给我。”
陈砚的手僵在半空，笔记本还没递出去。他指了指右边的张建国案：“周律师，张建国那个工伤案……判决金额不对，而且他没收到赔偿款，是不是该跟进一下？”
周明远低头喝了口咖啡，抬眼时眼神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疲惫：“陈砚，你是应届生，可能还没搞懂律所的规矩。”他指了指A公司的文件，“这是付费项目，5万块的服务费，能覆盖律所半个月的房租。张建国的案子呢？十年前的旧案，过了申请执行时效，就算他没收到钱，现在也没法走法律程序了——而且，他没付过律师费。”
“可他是农民工，要是拿不到赔偿款……”陈砚还想争辩，话没说完就被周明远打断。
“我知道他难。”周明远的声音沉了点，“启明所开了三十年，我见过比他更难的当事人——有被欠薪三年的，有车祸后没人管的，还有被家暴不敢离婚的。但律所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要给律师发工资，要交房租，要交税。你要是想做公益，可以去法律援助中心，那里有政府补贴。在这儿，先把付费客户的事做好，这是本分。”
陈砚攥着笔记本的指尖泛白。他想起大学时老师说的“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可此刻周明远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他有点发懵——原来“帮人”也要看“能不能赚钱”，原来法律实务里，还有“本分”和“理想”的分界线。
“那……张建国的案子就不管了？”他的声音有点轻，带着点不甘心。
周明远看了他一眼，拿起张建国的案卷翻了两页，又放回去：“不是不管，是‘先放一放’。等你把手头的商事案做完，要是还有时间，再去查执行时效的问题。现在，优先做A公司的事。”
说完，周明远转身回了办公室，留下陈砚站在原地，手里的笔记本还没打开。办公区里传来其他律师打电话的声音，“这个合同条款要改，不然风险太大”“客户那边催得紧，下午就得给方案”，那些声音裹着“服务费”“风险”“客户需求”，像一张网，把他心里的“疑问”缠得紧紧的。
陈砚坐回椅子上，盯着A公司的文件封面，却怎么也看不进去。他拿起张建国的案卷，翻到原告信息栏——那个模糊的手机号，最后两位是“3”和“8”，中间的数字是“138****5638”。他犹豫了一下，拿出手机，试着在拨号键盘上按了这串数字，手指悬在“拨打”键上，迟迟没按下去。
按下去，万一打通了，该说什么？说“我是启明所的实习律师，十年前你的案子可能有问题”？可周明远刚说“先放一放”，他这么做，算不算违反“本分”？
不按下去，心里又像堵着块石头。他想起案卷里张建国的工伤鉴定书，照片上的右手食指肿得发亮，鉴定意见里写着“活动功能部分丧失”——一个靠手吃饭的农民工，断了手指，没拿到赔偿，这十年是怎么过的？
陈砚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按下了拨打键。
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他心里松了口气，又有点失落，正想挂掉，那边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带着点疲惫：“喂？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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