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心跳猛地快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您好，请问是张建国先生吗？我是启明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叫陈砚。想跟您了解一下……十年前您和盛达建筑公司的工伤纠纷案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阵咳嗽声，咳得很用力，像是要把肺咳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张建国的声音才又传过来，带着点不敢信：“启明所？十年前的案子？你们……怎么突然找我了？”
“我整理旧案卷的时候，看到了您的案子，发现有些疑问，想跟您确认一下。”陈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法院当时判了盛达公司给您元赔偿款，您后来收到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陈砚能听到电话那头的风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工地噪音。过了一会儿，张建国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点哽咽：“没收到。判了之后，盛达公司说‘没钱’，我去法院申请执行，法官说‘公司账户里没财产’，让我等。我等了半年，再去问，法官说‘执行时效过了，没法再追了’。”
陈砚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那您的手……后来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张建国笑了一声，笑得比哭还难听，“断了的手指没接好，现在弯不了，重活干不了。这十年，只能在工地上帮人看材料，一个月挣两千多块，够自己吃饭就不错了。我老婆前年得了糖尿病，要吃药，儿子在上高中，学费都是借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清。陈砚的眼睛有点发热，他想起自己每个月的实习工资是三千块，虽然不多，但至少不用愁吃饭，不用愁家人的医药费。而张建国，十年前因为工伤丢了工作，没拿到赔偿，这十年的日子，像是被那场官司钉在了泥里。
“张叔，”陈砚的声音有点哑，“您现在还能联系上盛达公司吗？他们现在还在经营吗？”
“盛达公司早就改名了，老板换了人，我去年去工地找过，人家说‘跟以前的事没关系’，把我赶出来了。”张建国叹了口气，“律师同志，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这事儿都十年了，估计也没戏了。你要是忙，就别管我了，别耽误你的工作。”
陈砚还想说点什么，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喊“老张，材料车到了，快过来卸车”。张建国匆匆说了句“我先忙了，谢谢你啊”，就挂了电话。
手机里传来“嘟嘟”的忙音，陈砚握着手机，愣了好久。办公区的空调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可他的眼眶却越来越热。他看着桌上的A公司文件，封皮上的“5万元服务费”格外刺眼——那笔钱，够张建国付一年的医药费，够他儿子两年的学费。
这时，周明远的办公室门开了，他探出头喊：“陈砚，A公司的商标清单整理得怎么样了？上午要给客户发初稿。”
陈砚猛地回神，赶紧把张建国的案卷塞进抽屉，拿起A公司的文件：“马上就好，周律师，上午一定发。”
周明远点点头，又缩回了办公室。陈砚翻开A公司的商标清单，上面列着几十个商标，从“盛景”到“盛辉”，每个都要查注册状态、近似商标。可他的目光总忍不住飘向抽屉——那本泛黄的案卷里，藏着一个农民工十年的委屈，而他手里的文件，藏着律所的“本分”。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电脑屏幕上，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可心里的疑问却越来越清晰：“先放一放”的代价，到底是谁在承担？是张建国的十年困境，还是他这个实习律师，第一次对“法律实务”的怀疑？
下午三点，陈砚终于把A公司的商标清单整理完，发给了周明远。他靠在椅背上，刚想歇口气，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和张建国的手机号一样。
他心里一动，赶紧接起电话。那边传来张建国急促的声音，带着点慌乱：“陈律师！不好了！我刚才在工地碰到盛达公司以前的会计，他说……他说当年公司是故意把财产转移了，就是为了不付我的赔偿款！他还说，现在公司的老板，还是以前的那个老板，只是换了个名字！”
陈砚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攥紧手机，刚想追问细节，就听到办公区门口传来周明远的声音：“陈砚，来我办公室一趟，A公司的清单有几个问题要改。”
电话那头，张建国还在说：“陈律师，你能不能帮我查查？那个会计说他有证据……”
陈砚看着周明远的办公室门，又听着电话里张建国急切的声音，手指攥得发白——他该怎么选？是先去改A公司的清单，还是继续听张建国说证据？是守着“本分”，还是顺着心里的“疑问”，再往前多走一步？
他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站在一条岔路口，一边是清晰的“实务规则”，一边是模糊的“当事人困境”，而脚下的路，还没来得及看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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