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结果写在最后一页：“盛达公司支付张建国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落款日期是2014年11月，下面盖着法院的红章，旁边用钢笔写着“已结案”。
陈砚皱了皱眉——十级伤残的一次性补助金，按2014年的标准，至少该按本人工资算七个月，就算张建国是农民工，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算，也不该只有元。他再翻前面的庭审记录，发现张建国没请律师，自己去的法庭，在“是否同意调解”那栏，签的是“不同意”，但后面没写理由。
更奇怪的是，案卷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匆写的：“当事人仍在申诉，2015年3月来访，称未收到赔偿款。”
陈砚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他把案卷翻回去，重新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日期是2014年8月，也就是张建国工伤鉴定出来后的第二个月。旷工三天？会不会是因为工伤没法上班，公司故意按旷工算？还有赔偿款，法院判了元，为什么张建国没收到？是公司没给，还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
他下意识摸了摸案卷里的材料，想找张建国的联系方式，却只在原告信息栏里看到一个模糊的手机号，最后两位被墨水晕开了，看不清楚。
窗外的夜更浓了，办公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案卷纸页轻轻颤动。陈砚盯着那行铅笔字，“当事人仍在申诉”这六个字像小石子，砸在他心里。十年了，那个叫张建国的农民工，现在还在找赔偿款吗？他的手好了吗？如果法院判了的钱没拿到，他该找谁要？
他想起周明远说的“每个案卷里都有当事人的日子”，此刻他好像能看见张建国的样子——粗糙的手，沾满水泥灰的衣服，在法庭上局促地攥着衣角，说不出完整的法律术语，只能反复强调“我是工伤，他们不该开除我”。
陈砚把这本案卷单独抽出来，放在手边。他想明天一上班就找周明远问问，问问这个案子的细节，问问张建国后来怎么样了。可转念又想起自己是新人，连整理案卷的任务都还没完成，就去管十年前的“已结案”案子，会不会太冒失？周明远会不会觉得他“多管闲事”？
他攥着那本案卷，指尖有点发凉。办公桌上的台灯照着案卷封面的“已结案”三个字，红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陈砚看着那行模糊的手机号，心里像缠了团线——一边是新人该有的“规矩”，一边是案卷里藏着的“疑问”，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夜风吹得窗帘晃了晃，陈砚深吸一口气，把案卷轻轻合上。明天，先把整理案卷的表格做出来，然后……他再找机会问问周明远。
只是那行铅笔字，像印在了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隐隐觉得，这本旧案卷里藏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十年前的纠纷，还有他作为法律人，第一次要面对的“现实”——不是所有“结案”，都能让当事人的日子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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