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阳光从山的另一边照过来，把山脊线照成了一道金色的轮廓。山脚下的田里有人在插秧，弯着腰，一株一株地把秧苗插进泥里，动作很慢，像是在进行某种古老的仪式。田埂上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追着一只蜻蜓跑，蜻蜓飞走了，她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蜻蜓消失的方向，辫子从肩膀垂下来，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公交车来了，是那种乡镇之间的中巴车，车身漆成蓝白色，车门是手推式的，玻璃上贴着“雨村—镇上”的红字。车门“嗤”的一声打开，一股混杂着汽油、椅套和人体气味的热风扑面而来。车上没有几个乘客，靠窗的位置空着大半。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小哥坐在我旁边，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
车子启动了，窗外的景色开始往后移动。先是村口的榕树，然后是小卖部的蓝色铁皮棚子，然后是一片一片的农田和散落的农舍。车子开得不快，颠簸得很，路面的坑洼让车身左右摇晃，像一条在波浪中起伏的船。阳光从车窗照进来，照在小哥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目光落在窗外飞逝的田野上，像是在看，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感受着车身的晃动。公交车的座椅很硬，靠背的角度也不对，坐着不太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觉得有点安心。可能是因为小哥在旁边，也可能是因为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了——从雨村到镇上，从镇上到高铁站，从高铁站到杭州。这条路把我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把“雨村的吴邪”变成“杭州的儿子”。这条路的两头，都是我的家。
公交车在镇上的车站停下来。车门“嗤”的一声打开，热浪扑面而来。镇上的车站比村口的公交站大了不少，但依然简陋——一栋两层的水泥楼房，墙皮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站前广场上停着几辆中巴车，有的在等客，有的在卸货。几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从车旁走过，担子里装着青菜和萝卜，叶子上还沾着露水。
我们下车，穿过广场，走进高铁站。
高铁站是这两年新修的，比老火车站大了很多，亮堂了很多。候车大厅的地板是浅灰色的大理石，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大厅的顶很高，钢结构的骨架裸露在外面，像一条巨大的鱼的肋骨。电子屏上滚动着车次信息，红字绿字交替闪烁，广播里在播报列车到站的消息，声音是标准的普通话，带着一种机械的、没有感情的语气。
小哥从自助取票机上取了票，递给我一张。票面上的信息很简单——车次、座位号、发车时间。我看了看发车时间，九点四十七分，还有二十多分钟。座位是挨着的，靠窗的两个位置。
我们在候车大厅里找了个空位坐下来。小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我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车票，翻来覆去地看。一张小小的纸片，把我从雨村带到杭州，就像一根线，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牵着我的过去和现在。检票的时候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我们排在队伍中间，不紧不慢地跟着人群往前移动。小哥走在我前面，把两张票和我的身份证一起递给检票员，检票员看了一眼，刷了一下，“嘀”的一声，闸机开了，他把票和身份证还给我，然后走进站台。
站台上的人也多，各自拖着行李找自己的车厢。我们的车厢在站台的另一头，要走一段距离。小哥走在前面，步伐不快不慢，刚好让我跟得上。阳光从站台顶棚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块块不规则的光斑，走在他后面，踩着他的影子一步一步地往前。
找到座位，把行李放好，坐下来。座位是靠窗的，我在里面，小哥在外面。窗帘半拉着，透进来的光线刚好把两个人笼在一个柔和的光圈里。高铁的座位比公交车的舒服多了，软硬适中，靠背的角度也能调，还有折叠的小桌板。我把小桌板放下来，把手机和钱包放在上面，靠在椅背上舒了一口气。
列车启动了，先是轻微的晃动，然后变得越来越平稳。窗外的景色开始加速，站台、铁轨、电线杆、信号灯从窗外掠过，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了一道模糊的光影。列车驶出站台之后，窗外的景色变得开阔起来——田野、村庄、河流、山丘，以一个平稳的速度向后滑动。远处的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色，田野里的油菜花已经开了大半，金黄色的花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块巨大的金色地毯。
我看着窗外，脑子里又开始想了。
想我妈在家做什么。可能已经在厨房里忙了，切菜、炖汤、包饺子，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喊我爸帮忙，我爸笨手笨脚的，越帮越忙，最后被我妈赶出厨房。想我爸在做什么。可能在阳台上浇花，抽着烟看着楼下的街道，等我的电话。想奶奶在做什么。可能在阳台的躺椅上坐着，腿上盖着毯子，手里拿着遥控器换台，等我的电话。想胖子到了没有。他的高铁比我们早发车，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可能在吃盒饭，可能在睡觉，可能在跟旁边的人聊天。想解雨臣到底能不能抽出时间。他现在大概在开会，或者在去开会的路上，西装革履，坐在会议室里对着PPT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我知道，如果他来的话，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开，哪怕只是吃一顿饭的时间，他也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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