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是下午两点多把二叔接回来的。
那之前我一直在院子里坐着，准确地说，是在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下面的藤椅上坐着，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院子里阳光的位置也跟着挪了，我就把藤椅拖来拖去地追着太阳跑，像一只懒得动弹的老猫。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笋已经剥好了，小哥在厨房里处理那些食材，我进去问了两遍要不要帮忙，他都是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第三遍的时候他干脆把厨房的门关上了。不是那种用力的关，是很轻很轻地带上，但那个动作的意思很明确——你别进来了，在外面待着就行。
我站在门口愣了两秒，对着那扇关上的门发了会儿呆，然后老老实实地回到院子里，重新坐回藤椅上。
小哥做饭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旁边，这个我早就知道。他在厨房里有一套自己的节奏和秩序，锅碗瓢盆放在什么位置、食材按照什么顺序下锅、火候什么时候调大什么时候调小，所有这些都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排好了。旁边多一个人，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站着，他也会分神。不是嫌我碍事，是他那种人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任何多余的存在都会被他感知到，然后他就会不自觉地分出一部分精力去留意那个人，没法完全沉浸在做菜这件事里。
所以我选择不去打扰他。
但我也没进屋里去躺着，因为我想等二叔回来。胖子走之前说了大概下午两三点就能回来，现在已经两点过了，算算时间差不多该到了。我就坐在院子里，面朝着院门的方向，一边晒太阳一边等。
二月的阳光比一月的时候好多了，虽然还是有那么一点凉意，但晒久了身上会发暖，那种暖不是夏天那种燥热的、让人出汗的暖，是温和的、从皮肤慢慢渗进去的暖。我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肩膀，整个人陷在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听着院子外面偶尔传来的声音——远处有人在劈柴，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像是某种古老的打击乐；谁家的狗叫了两声，然后被主人喝住了，声音戛然而止；风吹过竹林，沙沙沙沙的，像是下了一场很远的雨。
我在那种声音里慢慢地变得很安静，不是睡着了，是介于醒和睡之间的那种状态。意识还在，但没有聚焦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水，水面平静得能照见天上的云。脑子里偶尔会飘过一些念头——晚上做的笋烧肉要不要多放点糖、元宵节要不要买几个红灯笼挂在门口、喜来眠那个新菜品的酱汁比例我好像又忘了——但这些念头都飘得很慢，很轻，来了就走了，不在脑子里留下什么痕迹。
我就那么半梦半醒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
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电瓶车的声音，从村口那边传来的，突突突的，由远及近。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是胖子那辆小电驴，它的发动机有一种独特的沙哑感，像是嗓子不太好的老人在咳嗽，跟村里其他电瓶车的声音都不一样。村里人有时候开玩笑说，胖子的车不用看，听声音就知道是他来了。
电瓶车的声音越来越近，然后慢了下来，大概是拐进了我们这条巷子。我听到胖子在说话，声音隔着一堵墙传过来，听不太清楚具体在说什么，但那个嗓门和那个语调是错不了的。然后是另一个声音，低一些，沉稳一些，说话的速度不快，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是二叔。
我从藤椅上坐直了身子，毯子从肩膀上滑下去，我也没管。我把手里的茶杯放在石桌上，杯子底碰到石面的时候发出“哒”的一声轻响，在安静的院子里听起来格外清脆。我站起来，脚有点麻——坐太久了，血液不太流通——我扶着藤椅的扶手站了几秒，等那股麻劲儿过去，然后往院门口走了几步。
院门是关着的。我从香港回来之后就没怎么出过门，院门一直闩着，外面的插销是拔开的，但里面的门闩还挂着。我走过去，手搭在门闩上，没有立刻拉开，站在那里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
电瓶车在院门外停下了，引擎声灭了，然后是胖子从车上跨下来的声音——他每次下车都会先跺一下右脚，不知道是习惯还是腿脚不太灵便，反正每次都是这个顺序。然后是电瓶车支架被踢下来的“咔嗒”声，车身晃了一下，减震弹簧发出吱呀一声。
“二爷，到了。”胖子的声音，比平时正经了不少，带着一点恭敬。他跟二叔说话的时候从来不会太放肆，该有的礼数一点都不会少。
“嗯。”二叔的声音，不高不低，听不出什么情绪。
然后是脚步声，往院门口走过来了。
我把门闩拉开，铁质的门闩在槽里滑动的声音在午后的安静中显得很清晰，“哗啦”一声，然后我拉开门。
阳光一下子涌进来，有点晃眼。我眯了一下眼睛，看到门口站着两个人。
胖子站在电瓶车旁边，正在从车后座上拿东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不大，大概是二叔在镇上住的时候用的。他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把电瓶车的支架又踢了一下，确认车停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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