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来的那天，我们坐的是红眼航班。
胖子订票的时候还特意比对了半天，最后选了这班晚上十点多起飞的航班。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图便宜，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的。胖子说，红眼航班人少，头等舱更安静，上了飞机就能睡，睡醒了就到家了，既不耽误白天的时间，也不用在机场里耗着等来等去。最关键的是，这班飞机的头等舱座椅能完全放平，比那种只能半躺的舒服多了。
小哥没什么意见，我也没什么意见。反正是三个人一起走，什么时候飞都一样。
我们在香港待了两三天。张海客那家伙说是让小哥来视察的，但好在他没有一点时间都没留给小哥，前面带着小哥开会——准确地说，是拉着小哥去公司听小张们汇报公司的事。小哥坐听得昏昏欲睡，脑子里全是雨村的院子、喜来眠的后厨、还有胖子炖的汤。小张们倒是讲得认真，一页一页地翻报表，满脸紧张，深怕给族长留下不好的印象。
小哥其实听了，但听进去的不多。那些数字对小哥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涨了跌了盈利了亏损了，听起来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小哥现在最关心的是明天菜园子里该浇多少水、后山的竹子有没有发新笋、喜来眠那个新菜品的酱汁要不要再调一调咸淡。
我有次坐在小哥旁边，不说话，也不看报表，就看着小哥放空，时不时提醒他点个头。偶尔我走神走得太过明显，张海客会咳嗽一声，我就转头看他一下，再戳下小哥，小哥就会点下头，又开始发呆。
胖子没去开会，他在香港也有自己的事要办——具体什么事他没细说，但我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多花点张海客的钱。我对此很是支持，胖子这人虽然嘴上没个把门的，但该靠谱的时候比谁都靠谱，花钱嘛，他特别在行。
临走那天张海客送我们到机场。他站在安检口外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典型的港岛精英。他看着我，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只说了一句：“下次来多待几天，别光顾着自己逛街。”
我说：“那你别拉小哥开会啊。”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点无奈，也有一点别的什么。他说：“你以为我想开？有些东西总得有人看。”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那些公司、那些资产、那些关系网，总得有人打理。张海客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万倍，他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我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这些东西本该是小哥的担子，但因为我的任性，现在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小哥站在我旁边，看了一眼张海客，微微点了一下头。张海客也点了点头，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就那么一瞬间的事，但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我不太懂的东西。不是敌意，也不是客气，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胖子在边上嚷嚷着说饿死了要进去吃碗云吞面，催着我们赶紧过安检。我冲张海客挥了挥手，转身走了。走出去好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身形在机场明亮的灯光下拉出一道修长的影子。
他看到我回头，又笑了一下，抬起手冲我挥了挥。
我转回头，跟着胖子和小哥走进了安检的队伍。
安检挺快的，晚上这个点的航班不多，排队的人也没几个。胖子在前面过了安检，一边系腰带一边回头跟我念叨说头等舱的休息室里有吃的，待会儿先去垫吧两口。我说你不是刚吃了晚饭吗，他说那都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了，肚子早就消化干净了。
小哥默默地把我的包和他的包一起拎上了传送带，安安静静地走过安检门，全程没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安检的小姑娘多看了他好几眼，估计是觉得这人长得太好看了，但又不敢多看，因为小哥脸上那种冷淡的气场实在太强了。
休息室确实不错。香港机场的这个贵宾休息室我之前来过一次，那次是跟着小花，他带我走的快速通道，我全程迷迷糊糊的，连休息室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这次倒是清醒得很，进去之后胖子就直奔餐台，端了一碗云吞面回来，吃得呼噜呼噜响。
我没那么饿，就倒了一杯热茶，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停机坪上的飞机。小哥坐在我旁边，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就安安静静地坐着，目光落在窗外的某处，不知道在想什么。
胖子吃完一碗面，又去拿了一碟烧卖和一碗粥，回来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这休息室的东西就是比外面强，虽然量少，但味道正经不错。小天真，你真不来点？”
我说：“不饿。”
“你不饿也得吃点，”胖子把一碟虾饺推到我面前，“待会儿上了飞机你就睡了，一觉睡到明天早上，到时候饿醒了可别怪我。”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夹了一个虾饺吃了。味道确实不错，虾仁很新鲜，皮也薄，咬一口还有汤汁。我又吃了第二个，然后把碟子推回去说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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