囍帖街在我曾经去香港的时候去过，那个时候是我父母单位组织去香港旅游，我们家在那一天选择了不跟团自由行，我带着我爸妈乱串无意见走到的，说句实话，我现在记不太清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所有的回忆都变成了一张定格的相片，囍帖街曾经辉煌过，又没落，再被重建。我想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应当被看见。
这篇与正文时间线不符，剧情不连贯，也和现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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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概是千禧年的第一个春天，空气里还残留着上个世纪的味道。
我们是从一条斜坡走下去的。香港的路总是这样，上坡，下坡，拐弯，再上坡，像一座建在山上的迷宫。那天下午没有太阳，天是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空气又湿又黏，贴在皮肤上，像一层洗不掉的膜。胖子走在前面，穿着他那件花衬衫，领口敞着，露出脖子上那条金链子——昨天在庙街买的，他说是真的，二十块钱，我们都信了。
我和小哥走在后面，没有拉手，但离得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他手臂的温度，隔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传过来，很轻，很淡，像隔夜的梦。
囍帖街。利东街。
我们本来是要去一家什么烧鹅店的，胖子在手机地图上找的，说网上评分很高。但走着走着，路就变了。两边的楼越来越高，越来越旧，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水渍，裂缝，还有褪了色的广告牌，歪歪扭扭地挂着，像一排排掉了牙的嘴。街上很安静，安静得不像是香港。没有车声，没有人声，只有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卷起地上的几张旧报纸，哗啦啦地响。
然后我们看见了那些囍帖。
它们贴在墙上，贴在橱窗里，贴在已经关了门的店铺的卷闸门上。红色的，金字的，印着双喜，印着龙凤，印着鸳鸯。有的已经褪色了，粉红变成灰白，金色变成暗黄；有的还新着，像是昨天才贴上去的，在灰暗的天色里，红得刺眼。
我停下脚步。
胖子也停下了，他收起手机，抬头看着那些囍帖，没有说话。小哥站在我旁边，他的目光从一张囍帖移到另一张囍帖，很慢，很认真，像是在读一本没有字的书。
囍帖街。我后来才知道，这里曾经是香港最有名的印刷街。每家每户结婚，都要来这里印囍帖。那些年，街上总是排着长队，准新郎准新娘手牵着手，等着印一份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喜帖。老板们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一个花纹一个花纹地描。印好的囍帖摞在一起，厚厚的一叠，摸上去能感觉到凸起的字迹，像新娘头上的珠冠，一粒一粒，都是实的。
可是现在，这条街要拆了。
墙上贴着告示，白纸黑字，写着“市区重建计划”、“利东街即将清拆”、“请各商户于X年X月X日前搬离”。告示已经贴了很久了，边角卷起来，被风吹得哗哗响。旁边有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我们不走。”那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老人写的，笔画发抖，但力道很重，重到纸都破了。
胖子走到一家还没关门的店铺前。那店很小，夹在两栋楼之间，像一道裂缝。门口坐着一位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着，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块模板，正在刻字。他的手指很粗，关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红色的印泥。但他刻出来的字很细，很匀，一笔一划，像绣花。
“老板，”胖子开口，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还能印囍帖吗？”
老人抬起头，看着我们。他的眼睛很浑浊，像蒙了一层雾。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很淡，很慢，像他刻字的速度，一笔一笔地绽开。
“能。”他说，声音沙哑，像风吹过枯叶，“只要还有人结婚，我就还能印。”
胖子站在那里，看了他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
“给我印一张，”他说，“不用写名字，就印个双喜。”
老人看着那张钞票，没有拿。他低下头，继续刻字。
“不要钱，”他说，“最后这些日子，不要钱。”
胖子没有把钱收回去。他把它压在柜台上的一个玻璃镇纸下面，那镇纸里压着一朵干花，粉红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花，已经褪色了，但形状还在，像一枚凝固的标本。
老人刻完手里那块模板，把它翻过来，给我们看。那是一个双喜，正楷，笔画方正，棱角分明。他用手指摸了摸那字的边缘，确认没有毛刺，然后从柜子里抽出一张红纸，铺在桌上，把模板放上去，拿起刷子，蘸了金粉，轻轻地刷。
一下，两下，三下。
红纸上渐渐浮出一个金色的双喜，在灰暗的光线里，亮得像一盏灯。
他把那张囍帖递过来。胖子接住了，动作很慢，像接一件易碎品。他低头看着那个双喜，看了很久，然后转身递给我。
“天真，给你。”
我接过来。红纸很薄，金粉很细，摸上去能感觉到凸起的纹路，像心跳。我看了很久，久到那些笔画开始模糊，开始融化，变成一片金色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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