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深秋的北京，五环外的城中村像块被城市遗忘的补丁。傍晚六点，下班高峰的车流还堵在主干道上，这里的狭窄巷弄已经飘起油烟味 —— 煎饼摊的油星子溅在斑驳的墙面上，麻辣烫的汤底在煤炉上咕嘟冒泡，穿睡衣的女人端着搪瓷盆匆匆走过，盆沿的水珠滴在坑洼的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张小莫背着双肩包，在巷子里绕了三个弯，才走到那栋贴着 “房屋出租” 红纸条的六层小楼前。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她掏出手机照明，屏幕光映出墙上密密麻麻的小广告，“疏通下水道”“办理信用卡” 的字迹被雨水泡得模糊，只剩下 “押一付一” 的字样还清晰可见。
她住在三楼最里面的隔断间，十五平米的空间被木板隔成两半，隔壁住着一对刚结婚的情侣。钥匙插进锁孔时，她刻意放轻了动作 —— 前几天因为加班回家晚，关门声大了些，被隔壁的女人敲着木板骂 “没素质”。推开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混杂着楼下餐馆飘上来的油烟味，让她忍不住皱了皱眉。
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和一张折叠桌。折叠桌上堆着她的笔记本电脑和文件，桌角放着半袋吃剩的泡面，包装袋上的油星子沾在从公司带回来的项目资料上，留下一块丑陋的污渍。墙上贴着她去年获得的 “外企精英” 奖状，红色的绒面已经沾了灰，边角卷得像朵枯萎的花，与这个简陋的隔断间格格不入。
她把双肩包扔在床尾，瘫坐在折叠椅上，疲惫感瞬间席卷全身。父亲的透析费每周要 1440 元，助学贷款每月要还 800 元，加上这隔断间每月 600 元的房租，还有水电费、生活费，她每月 6000 元的工资刚到账就被拆分成无数份，像块被反复切割的蛋糕，到最后连一口完整的都剩不下。奥运夜清零的存款至今没补上，她连买件新外套的钱都舍不得，身上这件黑色风衣还是三年前入职时买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小莫，你爸今天透析很顺利，医生说下周可以减少一次治疗，能省点钱。你别太拼，记得按时吃饭。” 后面跟着一个爱心表情，可张小莫知道，母亲是怕她担心，故意说 “省点钱”，父亲的身体明明还需要更频繁的治疗，却为了帮她减轻负担，宁愿委屈自己。
她回了条短信：“妈，我知道了，您也别太累，我这周末回去看您和爸，给您带您爱吃的糖炒栗子。” 发完短信，她打开外卖软件，翻来覆去看了半小时，最后还是关掉页面，从柜子里拿出泡面 —— 外卖最低也要二十块，够她买两袋泡面，还能省点钱给父亲买营养品。
煮泡面的间隙，她走到衣柜前，想找件干净的衬衫明天穿。拉开柜门时，一张泛黄的纸从衣服口袋里掉出来，飘落在地上。她弯腰捡起，发现是自己的助学贷款还款计划表，上面用蓝色水笔写满了还款记录，“2006 年 3 月还 800”“2007 年 5 月还 800” 的字迹被反复圈画，最后一行写着 “剩余欠款： 元”。
她把计划表贴在 “外企精英” 奖状的背面，用透明胶带固定好。红色的奖状与泛黄的计划表重叠在一起，像她的人生 —— 表面是 “外企精英” 的光鲜，背后却是还不完的贷款和卸不掉的压力。她想起大学毕业时，拿着这张贷款合同，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尽快还清欠款，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毕业五年了，欠款还没还完，父亲又得了重病，她的誓言像个笑话，被现实击得粉碎。
泡面煮好了，她端着碗坐在折叠桌前，刚吃了一口，隔壁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6800 的房贷还没还完，你妈就逼我生儿子？你以为我是生孩子的机器吗！” 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隔着薄薄的木板传过来，震得桌上的泡面碗都在晃动。
“我妈也是为了咱们好，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总得有个后代吧？” 男人的声音带着不耐烦，“房贷是压力大，可生个儿子，以后咱们老了也有依靠。”
“依靠？我现在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女人的声音突然拔高，“每月工资一半还房贷，剩下的要交水电费、物业费，还要给你妈买保健品，我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你还让我生儿子？生下来喝西北风吗！”
争吵声越来越大，夹杂着东西摔碎的脆响。张小莫握着筷子的手顿在半空，嘴里的泡面突然没了味道。她想起自己在相亲角遇到的秃顶男，想起他说 “生二胎就加你名”，原来不管是在小城还是在北京，不管是月薪三千还是月薪过万，女人好像永远都逃不过 “生育”“房贷” 的枷锁，像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鸟，再怎么扑腾，也飞不出这无形的束缚。
突然，“啪” 的一声脆响，隔壁的争吵声停了，紧接着传来女人压抑的哭声。张小莫的心揪了一下，她想起自己离婚那天，也是这样躲在房间里哭，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自己。她起身走到木板墙前，想敲敲门安慰一下，手举到半空又放下 —— 她自己都过得一团糟，又能安慰别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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