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刘姐正在看地震救援报告,看见她冲进来,眉头皱了皱:“小莫,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刘姐,我爸病危,我得立刻回老家,想请几天假。” 张小莫的声音带着哭腔,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包带,“我手里的项目,我已经整理好资料,发给小李了,他能暂时对接。”
刘姐沉默了几秒,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到她面前:“这是公司给员工的应急补助,5000 块,你先拿着用。我已经跟 HR 打过招呼,你的假期按带薪算,放心回去照顾你爸。”
张小莫接过信封,指尖传来的厚度让她鼻子一酸。她想起自己刚进公司时,因为是 “外地来的本科生”,被老员工排挤,是刘姐手把手教她做项目;去年她想买房凑首付,刘姐还帮她申请了员工贷款。这些温暖的瞬间,像一束光,照进她此刻灰暗的心里。
“谢谢刘姐。” 她哽咽着说,“等我回来,一定把项目做好。”
走出写字楼时,阳光格外刺眼。街对面的超市挂着 “为汶川祈福” 的横幅,门口的音箱播放着《感恩的心》,几个穿校服的孩子举着募捐箱,向路人鞠躬。有个老太太颤巍巍地往箱里塞了张五十元,纸币上还沾着菜籽油的味道,孩子鞠躬时,红领巾在阳光下飘得像团火焰。
张小莫看着那些孩子,突然想起自己捐出去的 3000 块 —— 或许这钱能帮某个失去家园的孩子买件棉衣,能让某个受伤的人及时用上药品,能让某个像她父亲一样的病人得到救治。她摸了摸内袋里的捐款收据,红色的印章仿佛还带着温度,心里的悔恨渐渐淡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滋味 —— 国家的荣光需要每个人的支撑,可家庭的重压也实实在在压在她的肩上,这两种责任像两把刀,同时切割着她的灵魂。
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时,她的手心已经被信封和手机硌出了红印。林慧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蓝布围裙上沾着父亲的呕吐物,头发乱得像团枯草。看见张小莫跑过来,她突然站起来,膝盖撞在金属椅腿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小莫,你可算来了!医生刚才又来催了,说再凑不齐钱,就不能做透析了。”
张小莫赶紧把应急补助和身上所有的现金都塞给母亲:“妈,这是 7000 块,您先去缴费,我去看爸。”
走进病房时,父亲张建国正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张纸,手臂上扎着输液针,透明的液体顺着管子缓缓滴进血管。看见女儿,他的眼睛亮了亮,想坐起来,却被胸口的监护仪器线拽住,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爸,您别动,好好躺着。” 张小莫蹲在病床边,握住父亲的手。他的指关节肿得像根发面馒头,指甲缝里还沾着泥土 —— 上周视频时,他说在院子里种了南瓜,想等她回来吃。
“小莫,你捐钱的事,你妈跟我说了。” 父亲的声音很轻,却格外清晰,“做得对,那些孩子比咱更需要帮助。爸没事,再撑撑就好了。” 他伸出手,想摸女儿的头,却因为虚弱停在了半空,“别为了爸,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张小莫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砸在父亲的手背上。她想起自己在小城相亲角撕碎的纸牌,想起为了买房计算到深夜的计算器,想起今天捐出去的半月工资,突然觉得,生活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她是网中央的那只鸟,一边要朝着国家大义的光飞,一边又被家庭的线紧紧拉住,动弹不得,却又不能停下。
护士走进病房,推着透析机准备治疗:“家属去缴费吧,缴完费就能开始透析了。” 林慧拿着钱,脚步匆匆地往缴费处跑,嘴角带着久违的希望。
张小莫坐在病床边,看着父亲闭上眼睛休息,心里突然安定了些。她从内袋里掏出捐款收据,又从母亲带来的包里拿出父亲的病历单,把两张纸轻轻放在一起 —— 红色的 “爱心捐赠” 印章与蓝色的 “医院诊断” 印章重叠在一起,像两枚互相依偎的勋章,一个代表着她对陌生人的善意,一个代表着她对家人的责任。
她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困难等着她 —— 父亲的透析费、未还完的房贷、公司的项目,可她不会放弃。就像当年她在小城相亲角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像她今天毫不犹豫地捐出半月工资,她会带着这份对国家的担当和对家庭的责任,继续走下去,因为她明白,国家的荣光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个普通人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善良的坚持;家庭的重压也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支撑她勇敢前行的力量。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两张纸上,红色和蓝色的印章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张小莫握紧父亲的手,心里暗暗发誓:她要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让父亲得到更好的治疗;她也要继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她知道,只有每个人都伸出援手,才能汇聚成战胜困难的力量,才能让国家的荣光和家庭的温暖,同时照亮她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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