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联邦议会大厦的临时会议厅挤满了来自整个大陆以及新西兰群岛的新当选议员。
左侧的席位上，坐着工党的议员们。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粗呢西装，那是矿工和码头工人的代表。
右侧，是迪金的保护主义党和以新西兰自由党为主的中间派。他们大多是律师、记者和小工厂主，神情复杂，既有保住席位的庆幸，也有对身边这些“粗鲁盟友”的担忧。
而在对面的反对党席位上，乔治·雷德爵士和他的自由贸易党，像是一群被拔了毛的公鸡，阴沉着脸，冷眼旁观。
上午九时，亚瑟佩戴着嘉德勋章，在布里奇斯将军和道尔局长的陪同下，大步走入议事厅。他的步伐稳健，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议会开幕，这是他对这个国家政治版图重塑后的第一次检阅。
他走上讲台，站在了发言席前。
“议员先生们。”亚瑟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大厅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仅仅是代表着各自的选区。我们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横跨塔斯曼海的澳大拉西亚联邦。”
“有些人在担心，”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反对党席位，“担心新的联合政府会将国家引向激进的深渊。有些人则在期待，”他又看向工党席位，“期待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既不会坠入深渊，也不会陷入混乱。我们将走上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一条工业与福利并重、国家力量与个人尊严共存的道路。”
这番开场白，为接下来的政治交易定下了基调。
随后的几天，联邦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谈判场。
虽然原则性的堪培拉契约已经达成，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总理办公室里，迪金正在和沃森进行着锱铢必较的博弈。
“最低工资标准？”迪金看着工党提交的草案，眉头紧锁，“沃森先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们强制要求所有企业支付每小时一先令的底薪，那些中小企业会立刻破产！尤其是农业，我们的农民根本付不起这个钱！”
“那就让他们提高效率！”沃森毫不退让，这位平日里温和的领袖在核心利益上展现出了坚硬，“或者，正如殿下所说，用关税来补贴他们。迪金先生，你想要高关税来保护你的工厂主，我们就必须用高工资来保护我们的工人。这就是交易。”
“但这会导致通货膨胀！”迪金反驳，“物价上涨会抵消工资的增长。”
“那就控制物价。”一旁的比利·休斯插话道，“我们要建立国家物资储备局，打击投机倒把。我们还需要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累进税，用来支付养老金。”
“累进税？！”迪金差点跳起来，“你们这是在向资本宣战！伦敦的投资者会被吓跑的！”
争吵声甚至传到了走廊里。
而在隔壁的房间，亚瑟正在召见国防部长布里奇斯和马歇尔教授。
“他们吵得怎么样了？”亚瑟一边看着一份关于德国潜艇技术的报告，一边随口问道。
“很激烈，殿下。”马歇尔教授苦笑，“迪金先生担心财政崩溃，沃森先生担心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他们可能要吵到明年圣诞节。”
“财政崩溃？”亚瑟放下了报告，走到窗前。他看着远处正在冒烟的兵工厂烟囱。
“马歇尔，告诉他们，钱不是问题。”
“可是殿下，预算确实……”
“我们有黄金，有石油，有未来的工业产出。”亚瑟打断了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告诉迪金，不要把工资看作成本，要把它看作购买力。工人口袋里有钱，才能买得起我们工厂生产的产品。这是一个循环。至于养老金，那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一个老有所养的国家，人民才愿意为它而战。”
“我需要你起草一份具体的财政方案，通过发行国家发展长期国债来解决短期缺口。让皇家银行直接认购。”
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雏形，虽然在这个金本位时代显得离经叛道，但亚瑟拥有绝对的金融控制权。
11月10日，也就是议会开幕后的第十天，一份被称为新保护主义的一揽子法案，终于摆在了内阁会议的桌面上。
《1905年消费税与关税法案》
它的逻辑简单：
联邦政府将对所有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
作为对本土企业的补偿，政府将免除其部分消费税。
但是，只有那些经过联邦仲裁法院认证、支付了公平合理工资的企业，才能享受这种免税待遇。
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强迫资本家必须在支付高工资和缴纳高税收之间做选择。理性的资本家自然会选择前者，因为那至少还能换来工人的忠诚和生产效率。
“这是一个陷阱，也是一个梯子。”迪金在签字前，看着亚瑟，感叹道，“殿下，您把资本和劳动，强行绑在了一辆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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