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的钟声在堪培拉清冽的空气中敲响，这座新生的首都正迎来它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第一个完整年份。联邦的融合在法律层面已经完成，理查德·塞登总理正以铁腕推动着合并后繁琐的行政交接。澳大拉西亚联邦，这个横跨塔斯曼海的新兴强权，正忙于整合内部的喜悦与躁动。
然而，在联邦宫那间永远保持着恒温的战情室里，气氛却与外界的乐观截然相反。
一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取代了原先的太平洋海图。CSB局长道尔，正用指着地图上那片被深红色阴影笼罩的区域——满洲，或如清国人所称的东三省。
“殿下，沙俄和日本的耐心，都已耗尽。”
道尔的声音平静。“根据我们破译的东京外务省与圣彼得堡大使馆之间的往来电文，自去年八月以来，双方的所谓和平交涉已经进行了整整六个月。那不是谈判，那是一场表演。”
亚瑟背手站在地图前，神情凝重。他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但当它真正迫近时，那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依旧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
道尔继续道，“日本的要求，是沙俄承认他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作为交换，他们愿意承认沙俄在满洲铁路沿线的特殊利益。这无异于要求一头已经把猎物吞进肚子里的巨熊，仅仅因为旁边一只饥饿的狼在嚎叫，就主动把肉吐出来，只为换取狼对它消化过程的承认。”
总理迪金在一旁苦笑道：“这简直是外交上的异想天开。日本人为何如此不切实际？”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亚瑟开口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他们是一个快要饿死的猎人。”
他转向经济顾问马歇尔教授，后者立刻打开了一份文件。“殿下说得没错。我们的经济分析模型显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款已经消耗殆尽。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不相称的陆海军，他们的财政已经濒临破产。国内资源几近枯竭，而刚刚获得的朝鲜半岛，远不足以喂饱他们的工业机器。”
亚瑟的目光回到了地图上的满洲：“所以，他们必须得到那里。那里有他们急需的煤炭、铁矿、木材和广阔的土地。那里是他们唯一的生路。与一个注定要饿死的未来相比，面对强大的沙俄进行一场豪赌，反而是更理性的选择。毕竟，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赌赢过一次国运。”
“而我们的对手，沙俄，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份绝望的？”亚瑟转向道尔。
道尔调出了另一份标为绝密：圣彼得堡的情报卷宗。
“沙俄帝国，殿下，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巨人。”道尔的措辞一如既往的精准，“他们的宫廷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派，是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为首的主和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战略延迟派。”道尔解释道，“维特很清醒，他知道帝国在远东的准备远远不足。那条脆弱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还只是单线运行，运力极其低下。旅顺港的外围要塞也尚未完工。他们的建议是，对日本做出一些非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在朝鲜问题上含糊其辞，以此换取时间。他们真正的目标，是等铁路全线贯通、远东的军力十倍于现在时，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不是惧怕战争，他们只是厌恶在错误的时间开战。”
“而另一派，”道尔的语气中多了一丝讥讽，“是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普列维，以及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为代表的主战派。这是一群狂热的沙文主义冒险家。”
“他们对帝国的军事力量抱有宗教般的迷信，同时极度鄙视日本这个刚刚学会穿西装的黄皮猴子。他们坚信，帝国的大军只需一次小小的动员，就能将日本彻底碾碎。更重要的是，”道尔加重了语气，“他们迫切需要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转移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对他们而言，对外战争，是解决内部危机的最佳捷径。”
“沙皇呢？”亚瑟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帝国最终的走向，只取决于那个坐在冬宫里的、意志薄弱却又刚愎自用的男人。
“尼古拉二世，殿下，”道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复杂的表情，“他同时具备了两派的观点。一方面，他清楚帝国的准备并不充足，希望能推迟战争。但另一方面，他又被一个陈年的私怨所支配。”
“1891年，当他还是皇储时访问日本，在大津城被一名日本警察刺伤。那次事件，在他心里种下了对日本这个国家不可磨灭的仇视与憎恶。”道尔总结道，“因此，他虽然希望推迟战争，但他又坚信，任何让步都是软弱的，只会引起新的让步。他认为，维护霸权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却最终让他完全倒向了主战派的主张。”
“一个被个人憎恶所驱动的皇帝，一群渴望用战争解决内政的官僚，再加上一个自认为准备不足、却又盲目自信的庞大帝国。”亚瑟做出了总结，“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日本任何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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