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的初夏，伦敦褪去了冬日的阴霾，迎来了难得的晴朗天气。
海德公园的草坪绿意盎然，泰晤士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整座城市都从国丧的沉重气氛中逐渐复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而忙碌起来。
伦敦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这片繁华盛景和礼节性的喧嚣之下，一场围绕帝国未来权力格局的紧张较量，正在悄然升级。
亚瑟和他精心构建的自治领统一战线，即将在帝国会议这个正式舞台上，迎来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周，亚瑟以私人名义，在位于梅菲尔区的一家低调而奢华的酒店套房里，秘密召集了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新西兰总理理查德·塞登以及南非的关键代表，举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闭门协调会议。
房间里没有英国官员在场，只有各自最核心的几名助手。
雪茄的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战前夜的凝重气氛。
“先生们，”亚瑟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位在各自国家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过去几个月，我们通过各自的渠道，都与伦敦方面进行了多轮接触。我想，大家对于贝尔福首相的开明姿态和张伯伦先生的帝国意志，都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
他略带讽刺的语气，引来了几声低沉的笑声。
“伦敦希望我们扮演的角色，依然是帝国的好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零花钱，可以拥有更漂亮的玩具，甚至可以在家长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我们仍然被视为需要被引导、被保护、最终要服务于大家长利益的未成年人。”
亚瑟的分析一针见血。
“这一次会议，”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将是我们第一次以一个相对平等的身份，坐到谈判桌前。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为战，被伦敦逐个击破。我们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明确我们共同的底线和诉求。我们不是来乞求施舍的，我们是来争取我们应得的权利，作为已经成年的、能够对自身命运负责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
加拿大总理劳雷尔首先表示了赞同。
“亚瑟殿下说得对。加拿大已经是一个横跨大陆的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工业和广阔的市场。我们不能永远被伦敦的贸易壁垒束缚，也不能永远将我们的国防安全寄托在皇家海军的仁慈上。在海军问题上，加拿大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倾向于建立一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海军力量，保卫我们自己的海岸线。至于直接向皇家海军提供财政贡献，恐怕很难得到我国议会的批准。”
他的表态，为自治领阵线在海军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新西兰总理塞登则相对谨慎一些。
新西兰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对英国的安全依赖更深。
但他同样对张伯伦试图强加的帝国特惠制表示担忧，担心这会损害新西兰农产品的出口灵活性。
“我们珍视与母国的特殊关系，”塞登缓缓说道，“但在贸易问题上，新西兰需要能够与其他市场自由往来。建立在自愿和互惠基础上的双边协议，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底线。”
南非代表的立场最为复杂。
布尔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国内英裔与布尔裔的矛盾依然尖锐，他们更关注内部重建和民族和解。
但在争取更大财政自主权、减少对伦敦经济依附方面，他们与澳、加、新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南非需要和平与发展，”代表谨慎地措辞，“任何强制性的帝国安排，如果加重我们的财政负担或引发内部新的纷争，我们都难以接受。”
亚瑟耐心地倾听着各方的诉求和顾虑，然后开始进行巧妙的协调与整合。
他强调，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在几个核心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一，反对强制性的帝国特惠制：必须坚持各自治领拥有独立的关税制定权，帝国内部贸易合作应基于自愿、双边、互惠的原则。
这是所有与会代表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争取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反对伦敦以帝国责任为名，向自治领摊派过重的财政负担，无论是用于海军建设还是其他帝国项目。各国有权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决定贡献的方式和额度。
第三，提升在帝国决策中的发言权：共同推动帝国会议机制化、常态化，争取设立具有实质性职能的常设秘书处，并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外交与防务决策上，获得更正式、更有效的咨询权。
第四，海军问题上的策略协同：虽然加拿大倾向独立建军，澳大利亚则在寻求区域指挥权的同时考虑有条件资助，但共同的底线是反对伦敦试图完全控制各自治领海军力量的企图。
在会议上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强调区域防务的特殊性，支持帝国海军委员会作为协调平台，但坚守各自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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