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尔福首相和张伯伦议长那两次关键会谈所定下的基调，只是漫长博弈的开端。
真正的较量，将体现在对未来帝国运作规则的具体塑造上。
而即将召开的殖民地会议，无疑是定义这些新规则的最重要战场。
亚瑟指示他在伦敦的团队，将工作重心转向会议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
他敏锐地意识到，谁掌握了议程，谁就能主导讨论的方向；谁制定了规则，谁就能在博弈中占据有利地形。
这比在具体议题上争吵不休更为关键。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被动地接受伦敦抛出的议题，然后在他们的框架内进行辩论。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将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自治权的实质内涵、平等的伙伴关系、区域防务的自主性置于会议议程的核心。我们要将这次会议，变成一次重新定义帝国与自治领关系的契机，而非仅仅是殖民地向宗主国述职的集会。”
这项任务首先落在了澳大利亚驻伦敦的高级专员身上。
这位由亚瑟亲自挑选、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开始频繁地拜访殖民地事务部，就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例行磋商。
他表面上彬彬有礼，遵循着传统的外交礼节，但在谈话中，却巧妙地、反复地强调几个核心原则： 首先，会议的性质必须明确。
澳大利亚方面坚持，这应是一次各自治共同体政府首脑之间的平等协商会议，而非由英国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决策会议。
因此，会议的名称应从殖民地会议更改为更能体现平等伙伴关系的帝国会议。
其次，会议议程的确定，必须经过各自治领政府的充分讨论和同意，而非仅仅由伦敦单方面拟定。
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了一份详尽的议题清单，将海军指挥权协调机制、帝国特惠制的替代方案双边互惠协议、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咨询渠道、甚至统一帝国范围内的度量衡和专利法等涉及自治领切身利益的问题都纳入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关于会议运作机制的改革。
亚瑟指示高级专员力主推动设立一个由各成员政府，包括英国和所有自治领政府共同派驻代表组成的常设帝国会议秘书处。
这个秘书处将独立于英国殖民地事务部之外，负责会议的日常筹备、文件分发、信息沟通以及后续决议的追踪落实工作。
这个提议，无异于直接挑战了伦敦对整个帝国议程的传统控制权。
殖民地事务部的官员们对此反应强烈。
他们习惯了由自己主导一切的模式，认为设立一个独立的、多国参与的秘书处不仅会极大降低效率，更容易让那些不懂事的殖民地代表过多地干预帝国的大政方针。
他们以缺乏先例、机构臃肿、协调困难等理由百般推诿。
亚瑟预料到了这种阻力。
他指示高级专员不必急于求成，而是要采取迂回策略。
一方面，要反复强调设立秘书处的技术性和效率性，将其包装成一个旨在更好地服务于帝国整体利益的行政改革建议，而非政治权力的争夺。
另一方面，则要暗中联络加拿大等其他自治领的驻英代表，争取他们对这一提议的支持。
加拿大总理劳雷尔对此反应积极。
加拿大作为最早获得自治领地位的国家，同样渴望在帝国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劳雷尔指示其驻英代表，在与殖民地事务部接触时，适时地表达对设立常设秘书处、提升会议效率的兴趣。
新西兰和好望角的代表虽然态度相对保守，但在澳加两国的联合游说下，也表示原则上不反对进行有益的尝试。
面对来自多个重要自治领的共同压力，以及贝尔福首相本人似乎倾向于俱乐部模式的开放态度，殖民地事务部的强硬立场开始松动。
他们虽然仍在秘书处的具体职权范围、人员编制、资金来源以及办公地点等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试图将其权力虚化、边缘化，但设立秘书处这一原则本身，似乎已经难以完全拒绝。
这场围绕着俱乐部规则的较量，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
它发生在伦敦各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里，发生在俱乐部私密的会客室里，发生在外交官们觥筹交错的晚宴上。
亚瑟通过加密电报和CSB的情报网络，精准地遥控指挥着这场博弈。
他时而指示高级专员采取强硬立场，寸步不让；时而又授意其做出适当让步，以换取在更关键问题上的进展。
例如，在秘书处的办公地点问题上，英国方面坚持必须设在殖民地事务部大楼内部，以便于协调。
亚瑟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核心，便同意了，但在秘书处的职权范围上则寸土不让，坚持其必须拥有独立草拟会议文件、向各成员政府直接通报信息的权力。
又例如，在人员编制上，英国方面试图让秘书处完全由英国公务员组成。
亚瑟则联合加拿大，坚决要求各主要自治领都必须派出自己的代表加入秘书处，以体现其共同管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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