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费尔区，一处临时租下的公爵府邸，成了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伦敦的大本营。这地方不像白金汉宫那样庄严，也不像唐宁街十号那样是权力中心，反而更像个前线指挥部。
书房里，巨大的窗户对着阴沉的街道，细密的雨丝无声的敲打着玻璃，窗外的景物一片模糊。壁炉的火很旺，驱散了屋里的寒气。亚瑟心里十分冷静，他独自一个人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红茶，看着远处笼罩在雾气中的海德公园。
他的思绪回到过去几天的两次会面。
和新首相阿瑟·贝尔福的谈话，算是个不错的开始。这位以哲学思辨和优雅风度闻名的政治家，态度出人意料的开放和务实。贝尔福并未沉湎于帝国的旧日荣光，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德国的崛起、美国的扩张、远东的动荡，都预示着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由伦敦单中心发号施令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他甚至主动提了帝国俱乐部这个概念，暗示着一种更平等的伙伴关系，承认自治领的成长与贡献。在太平洋外交自主权和贸易安排上，贝尔福都给了积极的回应，虽然每个许诺都带着在帝国框架内、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但这总归为后续的谈判打开了一扇门。和贝尔福的对话，亚瑟感觉到了一种可以沟通，能找到共识的可能性。这位新首相像个冷静的棋手，着眼于帝国的长远布局，愿意为了维持棋盘的稳定而做出适度的调整，哪怕这意味着要牺牲掉一些过时的规则。
然而，和枢密院议长约瑟夫·张伯伦的会面，则完全是另一番感受。
殖民地事务部那间挂满帝国版图的会议室，本身就透着一股不容挑战的权威气息。张伯伦这位精力充沛、意志如钢的政治强人，虽然已不再直接掌管殖民地事务，但在内阁里对帝国政策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他那标志性的单片眼镜后，目光锐利，不容置疑。
他口中的帝国，依然是那个等级森严、需要绝对服从的罗马式结构。海军指挥权必须统一，帝国特惠制必须推行，他的语气不是商议，而是命令。他把澳大利亚的成就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秀的管理能力，抹杀了其独特性与自主性，想把澳大利亚重新拉回到那个只需要追随步伐、承担义务而无需谈论权利的旧有轨道上。
面对张伯伦，亚瑟感受到的是一种来自旧时代、居高临下的威权。如果说贝尔福是帝国理性的代表，愿意为了生存而改变；那张伯伦就是帝国固执的象征，沉迷于往日荣光，拒绝任何削弱中央权力的做法。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清晰地昭示着帝国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进行改革，将帝国转变为一个更松散、更多元、更具活力的英联邦共同体，以此维系向心力？还是试图拧转历史的车轮，用强制性的手段和传统的宗主国姿态，去维系一个正在因内部离心力而摇摇欲坠的旧秩序？亚瑟知道，他和澳大利亚，将在这场路线之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必须利用贝尔福的开放，去撬动那些看似坚固的旧壁垒；同时，也得找到足够的力量，去制衡张伯伦代表的保守势力。
他按响桌上的电铃，清脆的声响在书房里回荡。很快，他的核心幕僚们——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国防部长威廉·布里奇斯将军，以及几位负责经济和法律事务的顾问陆续走了进来。壁炉的火光映着他们凝重的脸。
“先生们，”亚瑟直接说，“伦敦的政局比我们预想的更复杂。贝尔福首相的态度有所松动，愿意谈。但张伯伦和他代表的强硬派，却想堵死这条路，尤其是在海军指挥权和统一关税这两个问题上。”
他把会谈的细节和自己的判断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指望伦敦主动给我们权力。权力从来不是赠予的，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谈判、用实力去换。”
亚瑟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那副巨大的世界地图前，地图上用不同颜色标着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领土。“贝尔福的务实，是我们重要的机会。他提的帝国俱乐部概念，虽然模糊，但为我们争取更平等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抓住这点，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制、和美国等非英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帝国海军委员会的构架，都要和他的政府展开积极谈判，争取最大的实际利益。我们要用事实证明，一个更自主的澳大利亚，对帝国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张伯伦和他代表的保守势力，依然是巨大的阻碍。”他的手指重重的点在伦敦的位置，“他们在海军部、殖民地部、财政部都有深厚的根基。要制衡他们，不能只靠自己，我们需要盟友。要让伦敦明白，澳大利亚的诉求，不是个例，而是所有成长起来的自治领的共同心声。”
他的目光转向布里奇斯将军，这位忠诚的军人脸上满是对海军部傲慢态度的不满。“将军，我需要你马上整理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关于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特别是布尔战争后新成立的那个政府，他们在海军建设上的投入、面临的防务压力，与皇家海军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帝国财政贡献的态度。我要知道他们的核心诉求，和伦敦的主要矛盾，以及我们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我们需要找到盟友，建立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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