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的国葬，如同一个漫长时代的休止符，在沉郁的哀荣中落下。然而，对于聚集在伦敦的帝国政要们来说，悲伤的情绪很快就被更紧迫的现实所取代。一个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将走向何方？权力格局将如何重塑？特别是，如何处理与那些日益强大、心思各异的自治领之间的新关系？这些问题，如同伦敦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的上空。
亚瑟和他所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无疑是这场变局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国葬仪式结束后，亚瑟并未立刻启程返回堪培拉。他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他利用在伦敦逗留的宝贵时间，展开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会谈。会谈的对象，正是决定着大英帝国未来走向的核心人物：新任首相阿瑟·贝尔福，以及仍然在内阁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前殖民地大臣、现任枢密院议长约瑟夫·张伯伦。
与贝尔福的会谈，安排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一间洒满午后阳光、可以俯瞰花园的书房里。贝尔福，这位以其哲学思辨和优雅风度着称的政治家，刚刚接替了他年迈的舅舅索尔兹伯里侯爵，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掌舵人。他与亚瑟同名，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
“亚瑟殿下，”贝尔福亲自为亚瑟倒上一杯红茶，脸上带着一种学者式的温和微笑，“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联合王国政府，再次对女王陛下的离去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同时，也要祝贺您，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您所缔造的那个联邦，其活力与秩序，已经成为了整个帝国学习的榜样。”
贝尔福的开场白，既表达了哀悼，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姿态放得很低。但亚瑟知道，这位以智力超群闻名的首相，绝非等闲之辈。
“首相先生过誉了。”亚瑟欠了欠身，语气谦逊却不失自信，“澳大利亚今日的成就，离不开女王陛下数十年的英明统治所奠定的和平基石，也离不开帝国提供的广阔市场和安全保障。我们只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已。”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贝尔福接过话头，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德国的崛起，美国的扩张，远东局势的动荡……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由伦敦单中心发号施令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帝国，或许更应该像一个……嗯，由各个家庭成员共同支撑的、更平等的俱乐部？”
贝尔福抛出的俱乐部比喻，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它既暗示了成员间的平等，又强调了共同的利益和规则。
“我完全赞同您的远见，首相先生。”亚瑟敏锐地抓住了贝尔福话语中透露出的信息，“一个更平等的伙伴关系，正是澳大利亚所期待的。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更自主的澳大利亚，才能更好地履行其作为帝国俱乐部成员的责任，特别是在维护我们共同家园——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
“太平洋……”贝尔福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茶杯，“是的，那确实是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区域。德国人在新几内亚和萨摩亚的野心，日本在赢得对华战争后的迅速扩张……皇家海军虽然依旧强大，但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了。澳大利亚，确实处于守护帝国东方利益的第一线。”
“正是如此。”亚瑟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因此，澳大利亚希望，能够在涉及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空间。毕竟，我们对这个区域的了解更深入，反应也更直接。例如，在与美国就太平洋战略进行协调时，如果澳大利亚能够直接参与，甚至在某些非核心议题上独立进行磋商，或许能取得更符合各方利益、也更有效率的结果。”
贝尔福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原则上，我理解并赞同你的想法。具体的权限划分，我们可以授权外交部和殖民地事务部进行研究。当然，前提是必须在帝国整体外交框架内进行，不能损害帝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在对德关系这样全局性的问题上。”他给出了一个积极但谨慎的回应。
随后，亚瑟又谈到了贸易问题，特别是张伯伦力推的帝国特惠制。“首相先生，澳大利亚支持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但我们担心，一个过于僵化、排他性的关税同盟，可能会阻碍澳大利亚与美国等其他重要新兴市场的贸易发展，也不利于我们自身工业体系的成长。我们更倾向于一种更灵活、更具选择性的互惠安排。”
贝尔福对此似乎并不像张伯伦那般执着。“经济问题，总是最复杂的。”他轻轻叹了口气，“张伯伦先生的热情值得钦佩，但具体如何操作，确实需要考虑到每个成员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或许，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局部的、双边的优惠协议开始尝试？”他再次展现了愿意妥协和变通的态度。
与贝尔福的会谈，总体气氛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亚瑟感觉到，这位新首相确实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具弹性的政治思维，愿意以一种更平等的姿态来看待自治领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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