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的长安，平康坊的“醉仙楼”里总飘着两股味儿——一股是陈年米酒的醇香，另一股是李博乂身上的龙涎香。
这日晌午，靠窗的雅间里，李博乂正把一颗翡翠骰子往骨牌碗里扔，“哗啦啦”一阵响，他眯着眼笑：“奉慈，你这手气不行啊，昨儿输我的那匹西域汗血马，啥时候给我牵来？”
对面的李奉慈脸涨得通红，手指头把腰间的玉带扣捏得发白：“急啥？今个儿还没比完！再赌三把，我要是还输，连我那新买的舞姬一并送你！”
旁边伺候的小厮赶紧添酒，眼瞅着两人面前的酒壶空了三个，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是金吾卫巡街的队伍，甲胄碰撞的脆响顺着风飘进来，雅间里的笑声顿了顿。
李奉慈端着酒杯的手晃了晃，酒洒在衣襟上：“哥，你说……这长安街上，咋还这么多兵？”
李博乂把骰子往碗里一扣，满不在乎地灌了口酒：“管他呢！有陛下在，天塌不了。咱哥俩只要有酒喝、有曲听，别的事儿少打听。”
这话要是让旁人听见，保准得吓出一身汗——谁不知道，两年前玄武门那一夜，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人头落地，跟着被清算的宗室子弟能从朱雀门排到明德门。可这俩姓李的，论辈分是当今圣上李世民的堂兄，论品行是出了名的“草包”，却偏偏活得比谁都滋润，不仅没挨刀，还照样天天笙歌燕舞。
这事儿，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会儿还是隋朝，李渊还在太原当留守，他的哥哥李澄、李湛死得早，留下两个半大孩子，就是李博乂和李奉慈。李渊心善，把俩侄子接回府里养着，跟自己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一块长大。
府里的私塾先生最头疼这俩孩子。每天清晨，李建成会拿着《孙子兵法》跟先生讨教，李世民背着弓箭去后院练骑射，李元吉也会凑个热闹舞刀弄枪，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总找借口溜出去——要么去街上掏鸟窝，要么跟小贩赌铜板，有时候甚至偷偷摸进酒楼，听歌妓唱曲儿。
有一回，李渊撞见李博乂正蹲在府门口跟老仆赌骰子，气得抄起门后的棍子就要打。李博乂抱着头喊：“叔父！读书多累啊，赌钱多快活！再说了，将来有大哥、二哥他们撑着家业，咱哥俩不用学那些！”
李渊气得手发抖，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倒是一旁的李世民劝道：“叔父，博乂兄天性爱玩，强求不得。只要他不闯祸，让他去便是。”
那时候的李世民，刚满十六岁，已经跟着父亲上阵杀敌，眉宇间全是英气。他看着这两个堂兄，眼里没有半分敌意，只有一种“这俩人成不了事”的了然。
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一路往长安打。李建成、李世民亲兄弟俩，一个坐镇后方调度粮草，一个冲锋陷阵带兵厮杀，李元吉也跟着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借着“随军”的名义，一路跟在队伍后面，白天躲在帐篷里喝酒，晚上找当地的歌姬作乐，连刀都没碰过一次。
打下长安建立大唐后，李渊当了皇帝，总不能让俩侄子一直闲着——毕竟是皇族子弟，脸上不好看。于是给李博乂封了个“陇西郡王”，李奉慈封了“渤海郡王”，还把他们塞进军队里，想让他们跟着学点本事。
结果没几天，军队里就闹了笑话。李博乂被派去管粮草，愣是把给前线的军粮，挪用了一半去买了匹好马；李奉慈更离谱，指挥士兵操练，自己骑着马没走两步就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不说，还把操练的阵型搅得一塌糊涂。
李渊听说后，气得拍了龙案：“这俩竖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他们的兵权撤了，只留个虚爵位，让他们在长安城里随便玩。
从那以后，李博乂和李奉慈更没了顾忌。每天早上从王府里出来，先去酒楼喝两壶，再去赌坊玩几圈，傍晚去平康坊听曲儿，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长安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两位郡王是“皇族里的活宝”——不干活、不惹事，就知道享乐。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玄武门的刀光就划破了长安的寂静。
那天李博乂和李奉慈还在睡梦里，就被外面的喊杀声惊醒。李奉慈吓得从床上滚下来，哆哆嗦嗦地问小厮：“咋了？打仗了？”
小厮脸色煞白：“回王爷，是……是秦王殿下的人，在玄武门杀了太子和齐王！”
李博乂揉着眼睛坐起来，酒还没醒透：“杀就杀呗，跟咱有啥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接下来的几天，长安城里风声鹤唳。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开始清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连带着一些跟太子走得近的宗室子弟，也被抓的抓、杀的杀。李奉慈躲在王府里，连门都不敢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倒是李博乂，还敢偷偷摸摸去酒楼喝酒。有一回，他听见邻桌的人议论：“秦王殿下心狠啊，连亲兄弟都杀，说不定下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宗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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