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的长安,平康坊的“醉仙楼”里总飘着两股味儿——一股是陈年米酒的醇香,另一股是李博乂身上的龙涎香。
这日晌午,靠窗的雅间里,李博乂正把一颗翡翠骰子往骨牌碗里扔,“哗啦啦”一阵响,他眯着眼笑:“奉慈,你这手气不行啊,昨儿输我的那匹西域汗血马,啥时候给我牵来?”
对面的李奉慈脸涨得通红,手指头把腰间的玉带扣捏得发白:“急啥?今个儿还没比完!再赌三把,我要是还输,连我那新买的舞姬一并送你!”
旁边伺候的小厮赶紧添酒,眼瞅着两人面前的酒壶空了三个,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是金吾卫巡街的队伍,甲胄碰撞的脆响顺着风飘进来,雅间里的笑声顿了顿。
李奉慈端着酒杯的手晃了晃,酒洒在衣襟上:“哥,你说……这长安街上,咋还这么多兵?”
李博乂把骰子往碗里一扣,满不在乎地灌了口酒:“管他呢!有陛下在,天塌不了。咱哥俩只要有酒喝、有曲听,别的事儿少打听。”
这话要是让旁人听见,保准得吓出一身汗——谁不知道,两年前玄武门那一夜,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人头落地,跟着被清算的宗室子弟能从朱雀门排到明德门。可这俩姓李的,论辈分是当今圣上李世民的堂兄,论品行是出了名的“草包”,却偏偏活得比谁都滋润,不仅没挨刀,还照样天天笙歌燕舞。
这事儿,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会儿还是隋朝,李渊还在太原当留守,他的哥哥李澄、李湛死得早,留下两个半大孩子,就是李博乂和李奉慈。李渊心善,把俩侄子接回府里养着,跟自己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一块长大。
府里的私塾先生最头疼这俩孩子。每天清晨,李建成会拿着《孙子兵法》跟先生讨教,李世民背着弓箭去后院练骑射,李元吉也会凑个热闹舞刀弄枪,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总找借口溜出去——要么去街上掏鸟窝,要么跟小贩赌铜板,有时候甚至偷偷摸进酒楼,听歌妓唱曲儿。
有一回,李渊撞见李博乂正蹲在府门口跟老仆赌骰子,气得抄起门后的棍子就要打。李博乂抱着头喊:“叔父!读书多累啊,赌钱多快活!再说了,将来有大哥、二哥他们撑着家业,咱哥俩不用学那些!”
李渊气得手发抖,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倒是一旁的李世民劝道:“叔父,博乂兄天性爱玩,强求不得。只要他不闯祸,让他去便是。”
那时候的李世民,刚满十六岁,已经跟着父亲上阵杀敌,眉宇间全是英气。他看着这两个堂兄,眼里没有半分敌意,只有一种“这俩人成不了事”的了然。
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一路往长安打。李建成、李世民亲兄弟俩,一个坐镇后方调度粮草,一个冲锋陷阵带兵厮杀,李元吉也跟着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唯独李博乂和李奉慈,借着“随军”的名义,一路跟在队伍后面,白天躲在帐篷里喝酒,晚上找当地的歌姬作乐,连刀都没碰过一次。
打下长安建立大唐后,李渊当了皇帝,总不能让俩侄子一直闲着——毕竟是皇族子弟,脸上不好看。于是给李博乂封了个“陇西郡王”,李奉慈封了“渤海郡王”,还把他们塞进军队里,想让他们跟着学点本事。
结果没几天,军队里就闹了笑话。李博乂被派去管粮草,愣是把给前线的军粮,挪用了一半去买了匹好马;李奉慈更离谱,指挥士兵操练,自己骑着马没走两步就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不说,还把操练的阵型搅得一塌糊涂。
李渊听说后,气得拍了龙案:“这俩竖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他们的兵权撤了,只留个虚爵位,让他们在长安城里随便玩。
从那以后,李博乂和李奉慈更没了顾忌。每天早上从王府里出来,先去酒楼喝两壶,再去赌坊玩几圈,傍晚去平康坊听曲儿,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长安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两位郡王是“皇族里的活宝”——不干活、不惹事,就知道享乐。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玄武门的刀光就划破了长安的寂静。
那天李博乂和李奉慈还在睡梦里,就被外面的喊杀声惊醒。李奉慈吓得从床上滚下来,哆哆嗦嗦地问小厮:“咋了?打仗了?”
小厮脸色煞白:“回王爷,是……是秦王殿下的人,在玄武门杀了太子和齐王!”
李博乂揉着眼睛坐起来,酒还没醒透:“杀就杀呗,跟咱有啥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接下来的几天,长安城里风声鹤唳。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开始清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连带着一些跟太子走得近的宗室子弟,也被抓的抓、杀的杀。李奉慈躲在王府里,连门都不敢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倒是李博乂,还敢偷偷摸摸去酒楼喝酒。有一回,他听见邻桌的人议论:“秦王殿下心狠啊,连亲兄弟都杀,说不定下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宗室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