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的广州港，秋老虎正烈。码头上的榕树垂着气根，像垂着一串串晒蔫的绿帘子，树下却挤得水泄不通——十三行的“怡和行”前，几个蓝眼睛的洋商正踮脚往里望，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借据，脸上却没半点催债的急色，反倒带着点赔笑的讨好。
“伍老板要是不肯借，这船货怕是真要烂在港口了。”一个高鼻梁的英国人搓着手，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嘀咕。旁边穿马褂的账房先生听见了，忍不住撇嘴：“你们这些番邦人，也不想想，当年波士顿的阿斯特欠了七万二银元，伍老板是怎么待他的？”
这话戳中了洋商们的心事。他们都听说过那个故事：十年前，美国商人阿斯特跟怡和行合做茶叶生意，船在印度洋遭了台风，一船货打了水漂，倒欠伍家七万二银元。阿斯特蹲在怡和行的天井里抹眼泪，伍秉鉴却叫人捧来借据，当着他的面“嗤啦”一声撕了，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生意场上哪有只赚不赔的？这点钱，当我送你做盘缠。”
那会儿的伍秉鉴，刚过五十，穿件月白杭绸长衫，手指上套个翡翠扳指，笑起来眼角堆着细纹，看着像个和气的账房先生，却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厚实的钱袋子。道光十四年那年，伍家自己做账，算盘珠子噼啪响了三天，最后算出来的数让账房先生惊得掉了算盘——两千六百万银元。这数搁现在，能堆出五十个亿；搁当时，够买四艘英国最先进的战舰，或是抵得上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
同一时候，美国首富阿斯特的家底才七百多万两银子，跟伍秉鉴比，就像拿茶碗比水缸。可谁能想到，这“世界首富”的家业，是从福建泉州的几亩茶田起家的？
伍家的老根在福建。康熙初年，伍秉鉴的曾祖父还在泉州种茶，坡地上栽着一排排茶树，清明前采下的嫩芽，用竹匾摊着晒，茶香能飘出半条村。后来福建遭了台风，茶田被淹，曾祖父挑着担子，带着一篓茶种往南走，走到广州才算歇脚。
那会儿的广州港，早就不是小码头了。康熙爷开了海禁，在广州设了“洋货行”，准许商人做外贸，但有规矩：得是家底厚、名声好的人才能干。这便是十三行的来头。到了乾隆二十二年，老皇帝嫌沿海通商乱，一道圣旨撤了厦门、宁波的关口，只留广州一口对外，十三行顿时成了金疙瘩——全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要出海，得经他们的手；西洋的钟表、呢绒、鸦片要进来，也得过他们的眼。人都说十三行是“天子南库”，这话不假，光每年给朝廷缴的税，就够养一支军队。
伍家真正扎下根，是靠伍秉鉴的爹伍国莹。老伍头年轻时穷，进了十三行里最气派的“同文行”当账房。同文行的老板潘振承是个狠角色，福建人，早年跟着船跑过吕宋，敢把茶叶运到西班牙，凭着手脚勤快、说话算数，硬生生攒下了泼天的家业，连法国杂志都称他是“十八世纪世界首富”。伍国莹在潘家做账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潘老板怎么看货、怎么跟洋商打交道、怎么跟官府周旋，全记在了心里。
乾隆四十八年，伍国莹攒够了本钱，跟人合开了“元顺行”。他不像别的商人急着赚钱，反倒先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洋商来进货，他从不缺斤少两，茶叶里要是混了碎末，必定亲自挑出来，再赔上半斤新茶。没过几年，元顺行的名声就传开了。九年后，伍国莹的大儿子伍秉钧接了手，干脆另起炉灶，办了“怡和行”。可伍秉钧命薄，三十五岁就害病死了，这副担子，才落到了弟弟伍秉鉴肩上。
伍秉鉴接手时，怡和行还只是十三行里的中等户。但他脑子活，知道做生意不光靠本钱，更靠“人脉”二字。那会儿来广州的洋商多，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操着五花八门的话，带着各式各样的货，别的商人嫌麻烦，伍秉鉴却耐着性子学。他请了个会说英语的通事（翻译），每天晚上跟着学几句，没多久就能跟洋商简单聊天了。洋商船上的罗盘坏了，他让人送去新的；洋商水土不服闹肚子，他托人找老中医开方子；甚至有个美国商人的儿子在广州生了急病，他亲自守在药铺外等药。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信用”的看重。有回一个英国商人订了一百箱武夷茶，船快开了才发现，茶箱底层有几箱受潮了。商人急得直跳脚，伍秉鉴却二话不说，让人把受潮的茶全搬出来烧了，又从自家仓库里挑了最好的茶补上，还多送了十箱当赔礼。“生意做的是长久，不是一锤子买卖。”他跟账房先生说，“茶坏了能再采，名声坏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
就这么着，怡和行的生意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中国的生丝、瓷器经他的手卖到欧洲，西洋的棉花、香料经他的手运进内陆。他不光在广州有仓库、有商铺，在福建买了茶田，在安徽买了瓷窑，甚至还把钱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牛的贸易公司，居然反过来欠他的钱，说出去都让人不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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