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的海南琼山，海边的风总带着咸涩，刮过谢家那三间漏风的茅草屋时，总像在替屋里的人叹气。海瑞四岁那年，父亲出海打渔没回来，母亲谢氏攥着丈夫留下的半袋糙米，对着油灯里跳动的火苗发狠：“瑞儿，娘不教你怎么挣钱，只教你怎么做人——官可以不当，骨气不能丢。”
那时的海瑞还不知道，母亲这话会像刻碑一样凿进他骨头里。谢氏白天织布换粮，晚上就着油灯教他读《孝经》，读到“士不可不弘毅”时，总要用织布的木梭敲敲桌面：“你看这梭子，直着走才能织出布，歪了就成了乱麻。做人也一样，直着走，哪怕穷，心里亮堂。”官府给生员发的补助米，谢氏从不让他去领，说“拿了官府的便宜，腰杆就直不起来了”。少年海瑞的书桌边，常年摆着一碟盐巴，就着糙米饭吃，却把《汉书》里“汲黯直谏”的故事背得滚瓜烂熟。
一、南平教谕：不跪的“海阎王”，让御史恨得牙痒痒
嘉靖三十二年，海瑞赴京会试落第，没回海南，揣着一箱旧书、几件布衣，去了福建南平当教谕——说白了就是县学的教书先生。同僚们见他行李简单，又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袍，私下里都笑他“穷酸”，背后叫他“海呆子”。
那时的官场有个“规矩”：上官来了，下属得跪着迎。有回巡按御史来县学考察，一进大门，其他教谕“扑通”就跪下了，唯独海瑞站着，只拱手行了个揖礼。御史脸当场就黑了，指着他鼻子骂：“你眼瞎了？没见上官来？”
海瑞不慌不忙，从袖里掏出本翻得卷了边的《大明会典》，指着其中一页：“大人您看，典上写着‘师生见上官当以礼’，没说要跪。我是教生员读书的，若为了逢迎就屈膝，怎么教学生‘威武不能屈’？”
御史气得手抖，想治他的罪，却抓不到把柄——《大明会典》是太祖爷定的，总不能说太祖错了。后来这御史憋着气，想找由头逼他辞职，海瑞倒干脆，自己递了辞呈。没想到县学的生员不答应了，三十多个人捧着孔子牌位堵在县衙门口，说“海先生若走，我们就罢课”，当地士绅也联名上书挽留。御史没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这事传开，同僚们才明白：这“海呆子”不是傻，是硬。他不怕丢官，就怕丢了“直”。更棘手的是，没人能挑他的错——他月俸才几两银子，衙署里只雇了个老仆洒扫，后院辟了块地自己种菜，连灯油都是从家里的俸银里抠出来的。官场里常用的“贪污”“勾结”这些脏水，泼到他身上都像滑进了水里，沾不住。
有回按察使来南平，想从他这儿挑点错，翻遍了他的公文卷宗，发现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连买一张纸都写着“用于生员抄书”。按察使私下给京师的朋友写信，叹气说：“这海瑞，杀了他吧，史册上肯定写我们害忠良；留着他吧，早晚得被他捅破咱们的老底。”
这话没说错。没过多久，一群恨海瑞的官员竟凑到了一起，不是商量怎么整他，而是合计着“送他升官”。有人说：“把他调远点，别在南平碍眼。”有人附议：“对，给他个虚职，让他去折腾别处。”于是你一两我五两，凑了些银子打点吏部，硬生生把海瑞“推”上了浙江淳安知县的位子。
海瑞接到调令时，还愣了愣——自己没送礼没托人，怎么就升官了？他哪里知道，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说：“赶紧让这尊神挪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二、淳安知县：敢吊打总督儿子的“愣头青”，让权贵绕道走
淳安是个穷地方，山多田少，却卡在水路要道上，过往官员一波接一波，接待成了百姓的大负担。按官场“常例”，接待个普通官员得花三十两银子，监察官要二百两，若是封疆大吏，四百两都打不住——这些钱全从百姓头上摊派，一年下来，淳安百姓光“接待费”就得缴一万多两银子，不少人被逼得卖儿卖女。
海瑞到任第一天，就把县衙门口“常例”的石碑砸了。他贴出告示：“只收朝廷正税，其余一概免掉。公务接待按太祖爷定下的规矩来，同级官员伙食费加随从开销，统共不许超过五六钱银子；就算巡抚来了，也只多一只鹅、一只火腿，加起来不超过二百文。”
告示一贴，百姓拍手叫好，官员们却骂他“疯了”。有老吏劝他：“大人，这规矩行不得啊！过往官员要是记恨，您的前程就完了。”海瑞指着后院自己种的青菜：“我能吃青菜过活，百姓凭什么要勒紧裤腰带供着他们？前程要是靠刮民脂民膏得来，不要也罢。”
这话传到浙江总督胡宗宪耳朵里时，他正陪着儿子胡公子吃饭。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势，向来横行霸道，听说淳安来了个“愣头青”知县，撇撇嘴：“我倒要去会会他。”没多久，胡公子带着家丁、揣着三千两银子返乡，路过淳安驿站时，见驿吏没摆宴席，当场就火了，命家丁把驿吏按在地上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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