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江南的雨下得缠绵,像扯不断的丝线。镇子东头的私塾里,两个年轻书生正收拾行囊,竹箧里叠着浆洗挺括的蓝布长衫,砚台用棉纸裹了三层——他们要上京赶考了。
高个子叫李松,生得浓眉大眼,走路带风,笑起来能听见喉咙里的爽朗。矮个子是张砚,白净面皮,说话总带着点斟酌,看人时眼睛微微眯着,像在琢磨什么深意。俩人同岁,同拜一个先生,书读得不相上下,连先生都说:“今年秋闱,咱这镇子的光彩,怕是要落在你俩身上。”
出发那天,先生送了他们到渡口,临上船塞了两包桂花糕,叹道:“路上当心,凡事放宽心些。”李松拍着胸脯应:“先生放心,我准给您捎个捷报回来!”张砚则低头给先生作揖,声音细细的:“学生定当尽力。”
船行三日,换了马车,一路向北。晓行夜宿,倒也平顺。这日午后,马车过了片林子,车夫说前头有段路不好走,让他们下来步行。林子里的树长得密,阳光漏下来,在地上织出斑斑驳驳的网,空气里飘着腐叶和青草混在一块儿的味儿。
李松正跟张砚说昨儿夜里读的策论,忽听头顶“扑棱”一声,接着是重物落地的闷响。俩人同时低头——脚边躺着只灰扑扑的小鸟,翅膀还抽搐了两下,转眼就不动了,眼睛圆睁着,像颗没光泽的黑豆。
李松“咦”了一声,蹲下身看了看。“怕不是撞着树了?”他伸手拨了拨鸟的翅膀,羽毛软软的,“可惜了,这么小的鸟儿。”说着直起身,往旁边挪了挪脚,“走吧,天快黑了,得赶在关门前到前头的驿站。”
他迈开步子,走了两步,回头见张砚还愣在原地,眉头拧成个疙瘩,盯着那只死鸟出神。“怎么了?”李松喊他。
张砚猛地打了个哆嗦,像是刚从梦里醒过来,脸色白了几分。“你看……”他声音发紧,指着地上的鸟,“它落在这儿了。”
“落就落了呗,山里鸟多,难免有不小心的。”李松觉得他有点奇怪。
“不是……”张砚的喉结动了动,声音压得更低,“‘落’……‘落第’的‘落’啊。”
李松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这脑子,怎么拐到这儿去了?一只鸟而已,跟考试有啥关系?”
张砚却没笑,嘴唇抿成条直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鸟,又抬头看了看天,像是在找什么征兆。“你想啊,咱们这是去赶考,路上撞见鸟从树上掉下来……这不是提醒我……”他没说下去,但眼里的慌神藏不住。
“别瞎琢磨了。”李松拉了他一把,“先生说了,放宽心。走了走了。”
张砚被他拽着走了几步,还不住地回头看那只死鸟,脚步拖拖拉拉的,像灌了铅。林子里的风一吹,树叶“沙沙”响,他觉得那声音都像是在说:“落第喽,落第喽。”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驿站的通铺。李松倒头就睡,打呼声均匀。张砚却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的蛛网,脑子里全是那只死鸟。他想起五岁那年,跟娘去庙里烧香,一只麻雀撞在香炉上,当天下午他就摔断了腿;又想起去年乡试,考前梦见自己掉井里,结果真差了三分——这么一想,那只鸟的“预兆”就越发清晰了。
“完了,这次肯定考不中。”他翻了个身,胸口闷得发慌。隔壁床的考生在打呼噜,他觉得那声音像“落第”的鼓点;窗外的虫鸣,听着也像“考砸”的调子。他摸出枕头下的《论语》,想读两句定定神,可眼睛在字上滑来滑去,一个也没看进去,满脑子都是放榜时自己名字找不到的样子,先生失望的脸,镇上人背后的议论……越想越怕,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还梦见那只死鸟扑棱着翅膀,往他考卷上落。
第二天上路,张砚的话更少了。李松跟他说考题趋势,他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神飘忽地落在路边的石头、树枝上,像是总在找不吉利的兆头。看见断了的树枝,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半途而废’吗?”听见乌鸦叫,更是直嘬牙花子:“晦气,太晦气了。”
李松看他这样,劝了两回:“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呢。鸟死了就是个意外,哪来那么多说道?”
张砚摇摇头,苦笑:“你心大,不懂。有些事儿,由不得你不信。”
一路这么磨磨蹭蹭,总算到了京城。贡院附近的客栈早就住满了,他们找了家离着不远的小客栈,一间房两张床,倒也清静。
到了京城,本该是埋头苦读的日子。李松每日天不亮就起来,在院子里背《策论精选》,上午温书,下午去茶馆听人聊时政,晚上回来整理笔记,忙得脚不沾地,脸上却总带着股劲儿,像棵往天上蹿的竹子。
张砚呢?他也想好好读书,可那只死鸟总在眼前晃。坐在桌前,铺开卷子,笔尖悬着,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耳朵尖得很,隔壁有人咳嗽,他想:“这是‘咳(坷)坷绊绊’的意思?”街上卖糖葫芦的吆喝,他听着像“输喽输喽”。有时候好不容易静下心读几行,冷不丁想起那只鸟,心就“咚”地沉下去,像掉了块石头,什么思路都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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