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三年的雪，下得比往年来得早。
徐子阔缩在书房里，听着窗外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窗棂上，像无数根细针在扎。手里的《论语》早就凉透了，墨迹被呵出的白气洇得发乌——他已经盯着己所不欲四个字看了半个时辰，耳朵里却全是西厢房传来的笑闹声。
娘，这蜜饯比前儿铺子买的还甜！是继弟徐天宝的声音，脆生生的，裹着蜜似的。
那是自然，继母王氏的声音带着得意的颤音，你张婶家新收的桂花，我特意让她多放了两钱糖。不像有些人，喝口糖水都嫌费糖。
徐子阔的手指攥紧了书卷，竹制的书脊硌得掌心生疼。桌角那碗糙米粥早就结了层皮，早上妻子李氏端进来时，鬓角还沾着灶膛里的灰。她总是这样，被王氏支使着劈柴挑水，却连句怨言都没有，只在夜里替他揉着冻僵的肩膀说：忍忍吧，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徐子阔猛地抬头，看着窗纸上自己佝偻的影子，喉结滚了滚。
那年他刚满十六，亲娘留下的那只玉镯还在妆匣里放着，父亲就娶了王氏进门。起初王氏还装模作样地嘘寒问暖，可自打天宝出生，这院子里的天就变了。棉衣到了冬天，天宝穿的是新弹的棉花，他身上的却总是打了三层补丁的旧絮；年夜饭的桌子上，鸡腿永远稳稳地落在天宝碗里，他和李氏面前只有啃不动的鸡骨架；就连父亲留下的那几亩好地，王氏也明里暗里划给了娘家侄子，只给他剩下两块漏水的洼地。
子阔，发什么呆呢？李氏端着一碗热汤进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疙瘩。她把汤碗往桌上一放，白汽腾起来，模糊了眉眼，天宝又在闹？别往心里去。
我去跟她理论！徐子阔地站起来，椅子腿在青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爹临终前明明说过，东厢房那三间是留给我们的，她凭什么让天宝改成书房？
李氏赶紧拉住他的袖子，袖口磨得发亮的补丁蹭着他的手背。去年你要去理论，被她推倒在门槛上，膝盖肿了半月；前年你要争那几亩地，她在族长面前哭天抢地，说我们要逼死她们母子。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韧劲，争来了又如何？街坊四邻背后指脊梁骨，说我们容不下寡母幼弟，你这书还怎么读？
徐子阔看着妻子冻得发红的指尖，那是今早洗全家人的棉衣冻的。他忽然泄了气，重重坐回椅子上，脊梁弯得像张拉满的弓。可这口气，我咽不下！
咽不下，就含着。李氏往他碗里夹了块萝卜干，那是她偷偷在灶膛里煨熟的，带着点焦香，我娘家奶奶常说，锅里的粥，你多盛一勺，别人就少一勺；可灶膛里的火，你添一把，大家都能暖和。
雪停的时候，王氏果然带着天宝搬进了东厢房。搬家那天，几个帮工的壮汉直咂舌——光天宝的玩物就装了三大箱，有琉璃盏，有玉棋子，还有匹毛色油亮的小马驹，是王氏托人从苏州买来的。而徐子阔夫妇的东西，只用一个旧木箱就装完了，最值钱的，是他寒窗苦读用了十年的砚台。
哥，这砚台磨出来的墨发灰，天宝抱着个新砚台跑过来，那砚台是端州的紫石，透着温润的光，不如给我垫花盆吧？
王氏在一旁笑：小孩子家不懂事，子阔你别往心里去。眼里的得意却像泼出去的油，亮晃晃的。
徐子阔的手在袖管里攥成了拳，指甲几乎嵌进肉里。李氏却笑着走过来，摸了摸天宝的头：你哥这砚台虽旧，却陪他考中了秀才，是个念想。等你长大了读书，让你娘也给你寻个好的。
那天晚上，徐子阔在灯下看书，李氏在一旁纳鞋底。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照着她额角细密的汗珠。你看这线，她举起手里的活计，拉得太紧，线就断了；太松，鞋就不结实。过日子也一样，太计较，心就累了。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徐子阔在镇上开了个小私塾，教十几个孩子念书，李氏就在家里缝缝补补，偶尔帮人浆洗衣物补贴家用。王氏和天宝依旧过着阔绰的日子，只是天宝越大，性子越野，常常跟着镇上的纨绔子弟斗鸡走狗，手里的钱像长了腿，总也留不住。
有回徐子阔路过赌坊，正撞见天宝被两个壮汉推搡出来，嘴里骂骂咧咧：不就是输了五十两吗？我家有的是钱！
徐子阔赶紧上前把人拉开，天宝却甩开他的手，啐了一口：别碰我！你算哪根葱？
王氏赶来的时候，不仅没骂儿子，反而指着徐子阔的鼻子骂：肯定是你这穷酸样带坏了我儿子！若不是你占着家里的名分，我们早搬到城里享福了！
街坊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有人替徐子阔抱不平：你家的地契房契都在手里，还想怎么样？也有人叹气：这偏心偏到胳肢窝里了。
李氏挤进来，拉着徐子阔就走，走到巷口才说：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舌头是软的，可日子是硬的，得自己过。
宣德七年的秋天，风卷着落叶，像在收拾什么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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