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苏州城有个叫沈砚之的画师。这人怪得很,不画花鸟,不描仕女,一门心思扑在人物画上。他画室里堆着半人高的草稿,全是些眉眼模糊的轮廓——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敲着木鱼的和尚,还有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老太太。街坊们常扒着窗缝看,说沈画师是着了魔,好好的银子不挣,偏要跟这些“没模样”的画较劲。
“我要画一尊佛。”沈砚之总对来劝他的老友摆手,指尖沾着的松烟墨在蓝布褂子上蹭出黑印,“不是庙里供的那种金粉涂的,是活生生的佛气。”
谁也不懂他说的“佛气”是啥。佛长啥样?经卷里只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没人见过真容。沈砚之不慌,背着画板走南闯北,遇见过峨眉山的老和尚,眉骨突出像两块老玉;碰见过五台山的小沙弥,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他都画了,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那画里的人,要么太静,像块石头;要么太柔,像团棉花。
“佛得有光。”他对着夕阳里的麦浪发呆,手里的炭笔在画板上划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光,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
这话被风吹着,飘了三年。第三年秋天,沈砚之在杭州灵隐寺后山上撞见了那个人。
彼时那年轻人正蹲在银杏树下,给一只断了翅膀的麻雀抹药膏。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衫,露在外面的胳膊晒成蜜色,指节分明,捏着棉签的样子轻得像怕碰碎了云彩。沈砚之远远站着,看他把麻雀放进竹编小筐,又往筐里塞了把小米,嘴里还念叨着:“明天来给你换药,别乱跑。”
风吹过,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他发顶。沈砚之忽然攥紧了画板——就是他!
那年轻人的眉眼像被秋露洗过,眼窝不深不浅,睫毛密得像两把小扇子,看过来时,眼神亮得像浸在溪水里的鹅卵石。鼻梁挺得正好,不似北方人那般刚硬,也不像南方人那样秀气,偏偏在鼻尖有颗小小的痣,添了几分烟火气。最妙是嘴角,不笑时也微微上扬,像总藏着点欢喜事。
“小哥,”沈砚之走上前,声音都带了颤,“我能请你做个模特不?”
年轻人愣了愣,露出一口白牙:“模特?是画我吗?”
“是画佛。”沈砚之打开画板,指着那些模糊的轮廓,“我找了三年,就想画一尊让人看了心里发暖的佛。你站在这儿,我就觉得……佛就该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脸红了,挠挠头:“我叫阿明,就是个种茶的,哪配当佛啊。”
“配不配,你说了不算,我这画笔说了才算。”沈砚之拉着他往山下走,“我给你工钱,一天一吊钱,管饭,咋样?”
阿明想了想,筐里的麻雀啾啾叫了两声。他点点头:“成,不过我得每天回来喂它。”
就这么着,阿明住进了沈砚之的画室。画室在苏州城巷尾,院里种着棵老桂树,九月里香得能醉死人。沈砚之把东厢房收拾出来,铺了新草席,又买了两身青布褂子——他说画佛得干净,不能穿打补丁的。
头天画画,阿明坐得笔直,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沈砚之让他放松:“你就想高兴的事,比如你家茶山春天发新芽,比如你娘做的桂花糕。”
阿明果然笑了,眼睛里像落了星星。沈砚之握着狼毫笔,手腕悬在半空,半天没落下。他怕,怕一笔下去,毁了这股子灵气。
画了整整三个月。沈砚之几乎住在画室,饿了啃口干饼,困了趴在画案上打个盹。阿明也耐心,每天天不亮就从东厢房出来,坐在窗边的太师椅上,有时捧着本佛经看(沈砚之找来的),有时望着院里的桂树发呆。
有回沈砚之画到兴头上,忘了时辰。日头偏西时,阿明忽然站起来:“沈先生,我得回去了。”
“咋了?”沈砚之抬头,笔尖的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个小点儿。
“今天我娘生日。”阿明拿起墙角的布包,“我昨天摘了新茶,炒好了带给她。”
沈砚之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忽然在佛的耳垂上加了笔淡淡的红——是阿明耳后那颗小痣的位置。他想,佛也该有牵挂,有烟火气,才更让人觉得亲近。
画成那天,苏州城飘起了小雪。沈砚之揭开蒙在画上的蓝布,整个画室都亮了。画里的佛,穿着赭石色的僧衣,左手托着只麻雀,右手拈着朵桂花,眉眼弯弯,正是阿明的模样,却又比阿明多了层说不清的温润。像初春的河水刚化冻,像深秋的月光落满阶,看一眼,心里的烦躁就少了三分。
“成了。”沈砚之蹲在地上,眼泪砸在青砖上,“终于成了。”
他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叫《众生喜》。展出那天,苏州城的人挤破了头。有老太太对着画磕头,说想起了早逝的儿子;有年轻人站在画前红了眼,说这佛像极了他家村口那个总帮人修农具的老光棍。沈砚之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江南。
他给了阿明二十两银子——那是他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阿明攥着银子,手都在抖:“沈先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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