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苏州城有个叫沈砚之的画师。这人怪得很，不画花鸟，不描仕女，一门心思扑在人物画上。他画室里堆着半人高的草稿，全是些眉眼模糊的轮廓——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敲着木鱼的和尚，还有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老太太。街坊们常扒着窗缝看，说沈画师是着了魔，好好的银子不挣，偏要跟这些“没模样”的画较劲。
“我要画一尊佛。”沈砚之总对来劝他的老友摆手，指尖沾着的松烟墨在蓝布褂子上蹭出黑印，“不是庙里供的那种金粉涂的，是活生生的佛气。”
谁也不懂他说的“佛气”是啥。佛长啥样？经卷里只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没人见过真容。沈砚之不慌，背着画板走南闯北，遇见过峨眉山的老和尚，眉骨突出像两块老玉；碰见过五台山的小沙弥，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他都画了，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那画里的人，要么太静，像块石头；要么太柔，像团棉花。
“佛得有光。”他对着夕阳里的麦浪发呆，手里的炭笔在画板上划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光，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
这话被风吹着，飘了三年。第三年秋天，沈砚之在杭州灵隐寺后山上撞见了那个人。
彼时那年轻人正蹲在银杏树下，给一只断了翅膀的麻雀抹药膏。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衫，露在外面的胳膊晒成蜜色，指节分明，捏着棉签的样子轻得像怕碰碎了云彩。沈砚之远远站着，看他把麻雀放进竹编小筐，又往筐里塞了把小米，嘴里还念叨着：“明天来给你换药，别乱跑。”
风吹过，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他发顶。沈砚之忽然攥紧了画板——就是他！
那年轻人的眉眼像被秋露洗过，眼窝不深不浅，睫毛密得像两把小扇子，看过来时，眼神亮得像浸在溪水里的鹅卵石。鼻梁挺得正好，不似北方人那般刚硬，也不像南方人那样秀气，偏偏在鼻尖有颗小小的痣，添了几分烟火气。最妙是嘴角，不笑时也微微上扬，像总藏着点欢喜事。
“小哥，”沈砚之走上前，声音都带了颤，“我能请你做个模特不？”
年轻人愣了愣，露出一口白牙：“模特？是画我吗？”
“是画佛。”沈砚之打开画板，指着那些模糊的轮廓，“我找了三年，就想画一尊让人看了心里发暖的佛。你站在这儿，我就觉得……佛就该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脸红了，挠挠头：“我叫阿明，就是个种茶的，哪配当佛啊。”
“配不配，你说了不算，我这画笔说了才算。”沈砚之拉着他往山下走，“我给你工钱，一天一吊钱，管饭，咋样？”
阿明想了想，筐里的麻雀啾啾叫了两声。他点点头：“成，不过我得每天回来喂它。”
就这么着，阿明住进了沈砚之的画室。画室在苏州城巷尾，院里种着棵老桂树，九月里香得能醉死人。沈砚之把东厢房收拾出来，铺了新草席，又买了两身青布褂子——他说画佛得干净，不能穿打补丁的。
头天画画，阿明坐得笔直，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沈砚之让他放松：“你就想高兴的事，比如你家茶山春天发新芽，比如你娘做的桂花糕。”
阿明果然笑了，眼睛里像落了星星。沈砚之握着狼毫笔，手腕悬在半空，半天没落下。他怕，怕一笔下去，毁了这股子灵气。
画了整整三个月。沈砚之几乎住在画室，饿了啃口干饼，困了趴在画案上打个盹。阿明也耐心，每天天不亮就从东厢房出来，坐在窗边的太师椅上，有时捧着本佛经看（沈砚之找来的），有时望着院里的桂树发呆。
有回沈砚之画到兴头上，忘了时辰。日头偏西时，阿明忽然站起来：“沈先生，我得回去了。”
“咋了？”沈砚之抬头，笔尖的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个小点儿。
“今天我娘生日。”阿明拿起墙角的布包，“我昨天摘了新茶，炒好了带给她。”
沈砚之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忽然在佛的耳垂上加了笔淡淡的红——是阿明耳后那颗小痣的位置。他想，佛也该有牵挂，有烟火气，才更让人觉得亲近。
画成那天，苏州城飘起了小雪。沈砚之揭开蒙在画上的蓝布，整个画室都亮了。画里的佛，穿着赭石色的僧衣，左手托着只麻雀，右手拈着朵桂花，眉眼弯弯，正是阿明的模样，却又比阿明多了层说不清的温润。像初春的河水刚化冻，像深秋的月光落满阶，看一眼，心里的烦躁就少了三分。
“成了。”沈砚之蹲在地上，眼泪砸在青砖上，“终于成了。”
他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叫《众生喜》。展出那天，苏州城的人挤破了头。有老太太对着画磕头，说想起了早逝的儿子；有年轻人站在画前红了眼，说这佛像极了他家村口那个总帮人修农具的老光棍。沈砚之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江南。
他给了阿明二十两银子——那是他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阿明攥着银子，手都在抖：“沈先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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