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贝怡蹲在窑洞门口，看着根生和秀芹把最后一捆药材搬进来时，天边正滚过一阵闷雷。
空气湿得像能拧出水，柴火垛潮得冒烟，连灶台上的铁锅都蒙着层水珠——这天气，最容易让药材发霉。
她不禁皱起了眉头，心里盘算着如何尽快处理这些药材，以免它们因潮湿而变质。
“赶紧烧火！”她直起身时，后腰的旧伤又开始疼，是去年被炮弹碎片划伤的，阴雨天总跟她较劲。
“把炕烧旺点，药材铺在炕席上烘，每层中间夹张麻纸，吸潮气。”她一边指挥着，一边用手轻轻揉着后腰，试图缓解那阵熟悉的疼痛。
根生应着，扛起一捆干透的红柳枝往灶膛里塞，火苗“轰”地窜起来，映得他脸上的疤痕像条活物。
这疤痕是在一次突围中留下的，子弹擦过脸颊，差点掀了他的耳朵。
他总说这疤长得好，“能吓退小鬼子”，可赵佳贝怡知道，每次换药时，他都会对着破镜子偷偷摸半天，仿佛在回忆那场战斗的惊心动魄。
秀芹已经把药材分门别类摊开了。她的动作轻得像拈绣花针，黄芪要掐掉根须，甘草得切成薄片，最麻烦的是黄连，得用竹刀刮去外皮，不然苦涩味太重，病人喝不下去。
她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草药的绿汁，洗多少次都洗不掉，赵佳贝怡教过她用草木灰搓，她却笑：“留着吧，闻着踏实。”
她总是这样，对这些草药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仿佛它们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窑洞不大，被药材和工具塞得满满当当。
墙角堆着十几个陶罐，里面泡着药酒，有的泡着当归，有的泡着红花，最底下那个黑陶罐里，是赵佳贝怡的宝贝——用野蜂蜜和姜汁熬的膏子，专治枪伤感染，上次张大勇能活下来，这膏子功不可没。
每当她看到那个黑陶罐，就会想起张大勇那张苍白而坚毅的脸，以及他康复后那感激的眼神。
“赵同志，你看这个。”秀芹突然举着块黑乎乎的东西过来，是块被虫蛀了的党参，“还能用不？扔了怪可惜的。”
赵佳贝怡接过来，掰开看了看，虫眼没深到芯里：“能?，切成小段，多加把火炒焦，虫子怕火，焦气还能止泻。”
她把党参递给秀芹，“记着，做药跟过日子一样，不能浪费，也不能将就。该扔的得扔，能救的就得想法子救。”
这话刚说完，外面就传来敲门声，是三短两长——自己人的信号。根生抄起墙角的步枪，赵佳贝怡赶紧把桌上的药方往灶膛里塞，秀芹已经把最要紧的几瓶药藏进了炕洞里。
门开了，是老交通员，浑身是泥，背篓里的红薯滚了一地。
“出事了！”他没顾上拍土，从怀里掏出个血糊糊的布包，“二分区那边，被小鬼子偷袭了，伤员堆了一山洞，有十几个都发了高烧，说胡话，再不用药，怕是……”
赵佳贝怡的心沉了下去。二分区离这儿有一百多里山路，中间还要过三道封锁线，这药怎么送？
可看着老交通员眼里的红血丝，她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这些伤员的性命就悬在她的一念之间。
她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在敌人的封锁下，将这些珍贵的药材安全送达。她想到了那些隐蔽的小道，想到了那些可以信赖的联络点，想到了那些勇敢的交通员们。
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与死神的较量。她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对老交通员说：“我们得想办法，无论如何，这些药必须送到！”
“根生，把新做的磺胺包十瓶。”她转身往陶罐那边走，“秀芹，拿五盒膏子，再把那包黄连带上，对付高烧管用。”
她迅速地做出决定，这些药品是他们辛苦制作的，每一瓶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他们用简陋的设备和有限的资源，夜以继日地工作，只为能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帮助。这些药品不仅仅是化学物质的混合，更是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和对生命的尊重。
根生的动作比谁都快。他找出最结实的油布，把药瓶裹了一层又一层，外面再套上羊皮袋——防潮还防碰。
秀芹则往布包里塞了把剪刀和一小捆绷带，都是她连夜赶制的，布是从自己棉袄上拆的里子，软和，不伤皮肤。
她知道这些绷带在战场上是多么重要，它们能为伤员提供必要的保护，减轻他们的痛苦。
每一寸绷带都浸透了她的汗水和泪水，她仿佛能看到那些伤员在战场上挣扎求生的场景，这让她更加坚定了制作绷带的决心。
赵佳贝怡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尽管环境艰苦，尽管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但在这小小的窑洞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抗战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她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送药任务，这是一次对信念和意志的考验，是对他们所有人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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