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8日，清晨六点，神都西郊福园。
洪天佑站在卧室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冬日的晨雾笼罩着这座占地三十亩的园林——这是七年前他赐给福伯养老的宅子，取名“福园”，寓意福寿安康。
可福伯终究没能享太久福。
侍从官轻手轻脚走进来，声音低沉：“陛下，福老……寅时三刻走的。御医说，走得很安详，像是在睡梦中去的。”
洪天佑闭上眼睛，良久才问：“他最后说了什么？”
“昨夜睡前，福老还看着墙上那张地图——就是陛下当年手绘的‘新夏堡规划图’。他说：‘这辈子值了，从一个小堡子，看到如今这万里江山……’说完就睡了，再没醒来。”
七十一岁。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已是高寿。但洪天佑心里还是像缺了一块。
1865年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时，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个四十岁的老账房。那时他们守着新夏堡那几间破木屋。是福伯帮他管账目、理物资、安人心，把一个小堡子慢慢经营成如今横跨大洋洲的帝国。
“传旨。”洪天佑转身，“全国哀悼三日，各部门降半旗。以国葬之礼治丧，追封福伯为一等忠国公，谥‘文正’。”
“是。”
上午九点，噩耗传遍神都。
皇宫正门的金龙旗缓缓降下一半。紧接着，总理府、各部衙门、各州驻京办事处……一面面旗帜相继降下。报童抱着刚刚加印的号外满街跑，头版只有一行粗黑大字：
开国元勋、前总理大臣福国公马福全昨夜仙逝，享年七十有一。
街上行人纷纷驻足。卖早点的小贩放下手里的活计，绸缎庄老板吩咐伙计收起红布，茶馆里说书的把惊堂木一收：“今日不说书，说说福老的故事……”
城南老区，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工匠聚在一起。他们是最早那批从南洋被招募来的匠人，如今都六七十岁了。
“福老走了……”一个老木匠喃喃道，“当年我带着三个徒弟来新夏堡，就是福老给安排住处、发安家费。他说：‘好好干，这儿以后就是咱们华人的家。’”
“我那会儿在磐石堡管仓库。”另一个老铁匠抹了抹眼睛，“有次运来的铁料少了三成，我急得团团转。福老说：‘别急，我帮你查。’三天后查出来是运输队私下倒卖，全追回来了。他那时已经是总理大臣了……”
平民百姓或许不懂朝堂上的风云，但他们记得福伯做过的事——建平价粮仓、设养老院、推免费学堂。这个帝国里第一批“退休金”，就是福伯力排众议推行的。
下午两点，总理府。
现任总理大臣马国胜红着眼睛在拟治丧委员会名单。他原是福伯一手提拔的内政部尚书，去年才接替退休的福伯。办公桌对面墙上，挂着福伯亲笔写的条幅：“踏实做事，清白做人”。
“马相，这是各地发来的唁电。”秘书抱着一叠文件进来，“已经收到三百多封，有各省总督的，有海外领地的，还有……清廷李鸿章、升允、锡良也发来了。”
马国胜接过一看。李鸿章的电文很正式：“惊闻贵国柱石倾颓，谨致哀悼。”升允的电文则更有人情味：“昔年山西战事，多得南洋侨胞相助，闻福公乃幕后推手，感念不尽。”
“陛下有旨，”侍从官走进来，“治丧以‘臣礼’而非‘官礼’。灵堂设在福园，许百姓凭吊。出殡日，陛下将亲扶灵柩至宫门。”
马国胜心头一震。扶灵至宫门，这是极高的礼遇，通常只用于皇室至亲。
“还有，”侍从官压低声音，“陛下说，福老无子嗣，将来他的祠堂……由皇家春秋祭祀。”
这意味着福伯将被纳入皇家祭祀体系，香火永续。这份恩荣，空前绝后。
1月10日，福园灵堂。
白幡如雪，挽联如林。
从清晨起，前来吊唁的人就络绎不绝。有穿朝服的官员，有穿军装的将领，有穿长衫的学者，更多的是布衣百姓。灵堂外排起了三里长的队伍，巡警司不得不加派人手维持秩序。
洪天佑是午后来的。他没穿龙袍，只一身素服，像普通吊客一样排队、进香、鞠躬。守灵的官员们要跪拜，被他抬手制止：“今日这里没有君臣，只有晚辈送长辈。”
他看着灵柩中福伯安详的遗容，想起很多往事。
想起在新夏堡，为了省灯油，两人凑在一盏油灯下算账到半夜；
想起在墨尔本，福伯顶着英商的压力，硬是建起了第一个华人商会……
这个老人用最传统华人的方式——勤俭、务实、重情，帮他打下了帝国的基石。
“陛下，”马国胜轻声提醒，“该回宫了，下午还有内阁会议……”
“推迟。”洪天佑说，“今日朕哪也不去，就在这儿陪福老最后一程。”
1月12日，国葬日。
清晨，神都万人空巷。
福伯的灵柩从福园起灵，由六十四名仪仗兵抬着，缓缓向皇宫方向行进。棺椁覆盖着金龙旗——这是洪天佑特批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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