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三年的冬天，洛阳城落了第一场小雪。细盐般的雪沫子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宫城的琉璃瓦，将太液池边的枯柳点缀出些许琼枝玉叶的意味。
寒气一日重过一日，呵气成霜，但两仪殿东暖阁内，炭火日夜不熄，空气中弥漫着墨香、茶香，以及一种紧绷而高效的忙碌气息。
自那日大朝会定下“建都新政”的基调，整个帝国的权力中枢，便如同一架被上了最紧发条的精密仪器，围绕着李贞与武媚娘这两个核心，以惊人的效率和决心运转起来。
外部军事威胁暂时解除，内部政敌被压制，夫妇二人将全部精力，投入了这场关乎帝国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气运的、静默却激烈的变革之中。
李贞主外。他每日卯时即起，雷打不动地召见相关臣工，或是小范围议事，或是单独垂询。紫宸殿的朝会变得务实而迅捷，以往动辄数日的扯皮争吵被强行压下。
他将新政分解为吏治、经济、军事、文教数个大项，每项指定重臣牵头，限期拿出细则。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重定《氏族志》”。礼部最初拟定的草案，基本沿袭旧制，只是将皇室和部分支持新政的勋贵、新贵位置提前，对山东崔、卢、李、郑、王等老牌士族并未大动。
草案送到李贞案头，他只扫了一眼，便用朱笔批了四个字：“推倒重来。”
次日，他将礼部尚书、侍郎，连同负责此事的几位学士召到两仪殿偏殿。
他面前摊开着厚厚几摞文书，有户部近年田亩登记册的摘要，有御史台风闻奏事的记录，甚至还有各地士子投书铜匦中关于地方大族欺压乡里的控诉。
“本王知道，此事关系重大，触动无数人祖辈荣光。”李贞声音平静，却带着千钧之力，“然，《氏族志》为何而修？为彰显门第高贵乎？为夸耀祖宗血统乎？非也。
太宗皇帝修《氏族志》，意在‘崇重今朝冠冕’，以当代功业定高下，抑制旧族，提拔新进。何以到了今日，又成了论资排辈、固化阶层的工具？”
他拿起一份文书：“博陵崔氏，自报在册丁口八百，田亩万亩。然据河北道观察使密报，其家族连同姻亲、依附者，实际控制人口逾万，田产数万顷，多挂靠在寺院、义庄名下，逃避税赋徭役。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情形大同小异。此等巨室，占有天下良田十之二三，荫庇丁口不计其数，却缴纳赋税不及十一。
长此以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朝廷税源枯竭，百姓怨声载道，江山何稳？”
他目光扫过噤若寒蝉的礼部官员：“新政之《氏族志》，首要标准，便是‘以本朝官爵、事功、德行、税赋贡献为序’。
家族子弟出仕多、政绩佳者，序在前；对朝廷贡献大、纳税多者，序在前；耕读传家、和睦乡里、有德行者，序在前。
反之，纵是千年华胄，若只知坐享祖荫，兼并土地，逃避国课，甚或勾结地方、鱼肉乡民，其位次，便只能居后，乃至……剔除！”
数日后，几位山东大族的在京代表，联袂求见，在殿外长跪，声泪俱下，痛陈“古制不可轻废，祖宗之法不可变”，言称如此改革“将寒天下士族之心，动摇国本”。
李贞并未避而不见，反而在偏殿召见了他们。他耐心听完陈情，然后示意内侍抬上一个箱子。打开，里面全是账册抄本。
“诸公忧国之心，本王知晓。”李贞语气甚至算得上温和，“然，治国需看实绩。这是近三年，诸公家族在籍田亩、人丁、及实际缴纳租庸调的记录。
这是朝廷在你们家乡实际清丈后得到的数字。这是当地州县因你们家族田产纠纷、投献隐匿而无法收缴的欠税清单。”
他随手翻开一本，念出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对比，然后合上账册，看向那几位面色渐渐发白的老者。
“诸公口口声声‘古制’、‘祖法’。本王想问，这‘与国争利、与民争食’，使朝廷府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可是你们要守的‘古制’？
朝廷推行新政，均田亩，实户籍，是为充盈国库，安定百姓，富国强兵。若诸公真心为国，便当率先垂范，清缴隐户，退还应归朝廷的田亩，按制纳税，为天下表率。
届时，新修《氏族志》，自当有诸公应有之位。若只知空谈祖制，阻挠新政，于国无益，于民有害，那么……”
他没有说下去，但未尽之意，冰冷刺骨。那几位老者面红耳赤，汗出如浆，再不敢多言一句，灰溜溜退下。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李贞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将道德高地与法理依据牢牢握在手中，让任何基于“传统”、“礼法”的反对，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虚伪。
经济民生方面，武媚娘展现了不逊于李贞的魄力与细致。她虽不直接临朝，但两仪殿偏殿成了她处理内政、监控天下的中枢。她亲自召见将作大匠阎立德，讨论农具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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