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桌椅很多，却排的整整齐齐，虽很逼仄，却让人感觉很整洁。但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我显然明白，这间办公室并不是我的办公室。窗台上有花盆，栽种着灰蒙蒙的植物。也不知是什么花？分不清哪是花，哪是枝叶？只是灰蒙蒙地一团。窗开着，窗口进来的风有些大，植物的枝叶划在窗玻璃上，我听不到枝叶刮擦玻璃的声音，但仍感觉牙齿酸酸的。我正想扭头离开，突然从门口刮过来一阵大风，竟将窗台上的那个花盆吹落了下去。我急忙跑去窗台边探头朝下看，显然落下的花盆正砸在一个人的头上。看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被砸破了头，却见那人正仰着头朝我笑。嘴巴张得好大，几乎占了半张脸，笑容很诡异，让我毛骨悚然……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梦境？是因为在我的意识中，一直潜藏着生怕窗台上摆着的花盆坠落在底下行人头上的忧虑？隔壁办公室的底下是绿地，是花圃，也不太会有人走去窗户底下。家里的窗台上，我通常地摆着一些花盆。栽种着一些容易存活的花花草草。底下也是花圃，住宅区的花圃内，更加不会有人会踩进去！踩进去干什么呢？
底下的半层是自行车库，难道还有什么会值得旁人去窥探的吗？而且，为了确保住宅的安全，我家的窗户外还特意安装有防盗的铁保笼。花盆根本不可能从保笼的铁栅栏中间溜出去。可能是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中，偶有楼台上的花盆被风刮下后，正砸破行人脑袋的报道，在我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至吧。
与区委报道员面对面地坐着，让我也有机会跟着他学写一些报道。那时，办公室的内设机构作了一些调整，秘书科改称为综合科，我份内的工作又增加了一块：区委新办了一份内部刊物《情况反映》，由我负责编辑。新增了一个调研科，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两位新调入的同事任正副科长。
任科长的那一位，是部队营职干部转业的；人很圆滑，最善于察言观色，讨好的话多；任副科长的那一位，从另外的地市下属区调来，年龄略比我小，很争强好胜的性格。未曾开口，脸已发白，很急切的样子。大概是考虑到机要室内孤男寡女长时间共处一间相对隐密的办公室终究不太方便，那个女孩，那个小老乡坐在了我的下首。协助我整理部门和乡镇的信息员报送上来的那些信息材料。也算是跟着我学写材料。
女孩长得高高大大的；一张银盘大脸，鼻梁两侧散落有几颗浅浅的俏皮的雀斑。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却写得一手好字，潇洒的男人字迹，很让人另眼相看。自从各个乡镇明确了党委秘书一职之后，秘书线的这支队伍算是拉起来了。但是，文字功底却鲜有扎实的。部门和乡镇报送上来的信息，难得有几篇能看得上眼的。大多的短信息需要从长篇大论中细心撷取，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
有时候，我情愿亲自去跑一趟，找到写稿人，了解了真实情况后重新归纳撰写。《情况反映》是内部刊物，虽然每个月才不定期地出到三、四期，但我当时的立意是，层次要高出政府口的那个《政务动态》。不管是文字的表达还是内容的演绎，都要给人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就要求所刊用的每一篇文章，不论长文还是短讯，都应当达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相对较高的水准。这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了。好在我有充沛的精力，只要不是随领导外出，只要不是闭门写材料，我把时间都花在了往下面跑上了。
这样勤跑多练的好处是明显的：领导的讲话材料写得更加扎实，更能结合到基层的具体情况，更贴近基层的实际。《情况反映》这个内部刊物，也更能反映出一些基层的实际。得到上下的许多赞誉。那个时候，区机关被称为有“四支半笔”。区委办公室便占了三支。原主任和副主任算是两支笔，我算是一支笔。区政府办公室占了一支笔；另外的那半支笔被按在了区委宣传部的那位理论科长的头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将他称作“半支笔”？是因为他写的材料，总是空对空的比较多吗？在这“四支半笔”中，我的这支笔，算是唯一的快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总会在一天的时间里，窝在屋内将一个需讲两个小时的讲话完成？其实他们怎能知道，为完成这个讲稿，我已经废寝忘食，食不甘味了好多天了！这个中的滋味只有天知道了。
还是与那个报道员一起下乡镇最快活些。心里没有被任务压着，精神上便会无拘无束，这是让人感觉很惬意的事！得到一个信息，反复琢磨，觉得有些新闻价值，便摊开文稿纸，信手拈来，一篇文章一挥而就，这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事！一次那位报道员显然是受人所托，被人拉了去捉刀。他一定要拉我一起去。好在去采访的地点不远，我也就趁兴而为。要求撰写一篇通讯的主题很明确：是要宣传一名副局长是如何拒绝贿赂的。这位副局长在任现职之前曾担任本系统下属一家企业的厂长。据说，在他任厂长期间，企业的经济效益节节攀升，他因此而被提拔为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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