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踩踏成粘粘的一团泥，高举过头顶，猛地朝作台上的磨具砸去，“砰的一声”，烂泥糊住了砖模，制作师傅拿起了钢丝弓，轻轻的上下一划，再将磨具架松开，一块“八五砖”的坯料就完成了。很快，便能在空地上树起一道砖坯的架空墙。
看他们制作土瓦坯，实在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一个木制的圆筒被安装在一个木盘上。转动圆筒，轻轻的将黏黏的泥土糊上去，边转动圆筒，另一只手沾上水，将粘土抹光。圆筒上设定有划线，收缩圆筒，将圆筒从泥筒中提出，四片连在一起的土瓦坯便制成了。这与现时城市里开设得陶艺吧有些相似。
晾晒土瓦坯，可是一件再精巧不过的事。土瓦坯薄，极易破损。手脚稍微重一些，便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土瓦坯，仍四张连在一起，要待它稍微干一些后，才能将他们沿预先设定的刻线掰开。这湿湿软软的圆泥筒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竖着，好在筒呈微喇叭状，下口大而上口小，竖着那儿，倒也稳扎。只是不能放它们在太阳底下曝晒。只能用塑料纸和芦席凌空遮着，让暖风将泥筒的水分慢慢带走。
土窑烧制的便是这种砖和瓦。烧制成的砖瓦呈青灰色，在那时的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
平瓦厂制作的平瓦从不在土窑中烧制。平瓦坯被卖给邻县的一家国营砖瓦厂。制作平瓦坯，基本已是机械化操作。整个制作生产线已是一片隆隆的机器声和“乒乒乓乓”的压模声。一个一个湿湿的平瓦坯被倒膜在一个一个的木架子上。一叠叠的木架子被搬运去一个个的架子间。那里是平瓦坯慢慢晾干的地方。
我新来乍到，当然得从最简单的活儿干起。最简单的活，又总是最重的活。好在这平瓦厂的活，并不需要用肩挑。这让我放心不少，臂力我还是有一些的。我属于肩不能挑，手却能提的这一类人。
最重要的一点是，平瓦厂有个食堂。我可以在食堂解决常常让我头疼的吃饭问题了。整个大队的知识青年，大部分都在这里。平瓦厂的南边是大队的小学，小学当教师的，大部分也是知青。这几乎让我产生了同道的感觉。
那个被称为“拳头很硬”的知青也在平瓦厂干活；他看到我时，目光定定地。他的定定地目光，让我记起了他是谁。食堂的伙食并不好，餐餐都是煮青菜。我之所以称他为煮青菜，而不是炒青菜，是因为，食堂供应的青菜都是先放在干锅中煸炒一番，然后，倒入一些煮猪头的汤，菜油是没有的。如果，猪头汤中实在没有油水的话，炒菜师傅最多加一丁点的猪油。
猪头肉有得买，但我不爱吃。很少去开这个荤，好在食堂买饭票的老人是一位被精简回农村的教师，我央他临到煮猪头时，帮我买那个猪脑，并蒸熟了。他总能帮我捷足先登，这令我的伙食改善了不少。
当我再一次回家时，一件事情让我意外的目瞪口呆:我家原先的邻居已搬去临街的店面房二楼的那个女孩的父亲，竟然上吊自杀了！邻家女孩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师，在小镇的名气，虽然没有那个擅下虎狼药的“俞三帖”名气大，但他好歹也是小镇地区医院的坐诊中医师。
搬了新居之后，听说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难道这病怪到他自己都无法医治，逼他出此下策？我家与他家有通家之谊。我家大小冬夏服装基本都是女孩的母亲帮助做的。回家后，母亲说起邻家女孩父亲的自尽，仍是不胜唏嘘。
据说，他的这个病，不仅病象怪。病得也奇怪：搬去新居后，他喜欢没事去阳台凭栏看街景。阳台下便是大街，大街临河已经建有栏杆。与街并行的小河一览无余。河的对面便是他工作的医院新落成的门诊大楼。
门诊大楼修建完成后，急需建造与门诊配套的大河埠。那时的小镇还没有通公路，农村的人来医院求诊，基本靠坐船来。所以，门诊大楼的大门朝着小河开。河埠的修建正在打基桩，对岸的岸边正忙碌着一些人；医师那天正休息在家，闲来无事，他便踱上阳台看对岸打桩。也是奇怪。一排木桩一根挨着一根打过来，原本打的挺顺利的。偏偏他站在阳台上，隔岸观看了，对面新打的那根木桩却打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的打桩都采用人工打，准备好桩料，将一根粗粗的原木削尖了便是！两人扶着木桩，另两人各拿一柄很大的铁锤。面对面的站着，你一下，我一下，轮番着朝木桩上猛击，每一击都能让木桩往下嵌入一点点。直至将木桩全部打入土中，很整齐的两三排木桩打下去后，才在木桩上浇制河埠。这样做成的河埠才能坚实耐用！
突然有一根木桩打不下去了，让那几个打桩人十分着急。他们奋力拔出那根才楔入一小段的木桩，木桩的桩尖似乎遭遇了什么硬东西，桩尖已经有些烂，桩尾却已被铁锤砸烂。他们重新换了一根新木桩，插入洞孔，再一次打入。开头几下几乎毫不费力，但到了那个点，却又打不下去了！他们又将第二根木桩拔了出来，这一次，木桩点桩尖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只是沾上了黑黑的泥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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