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让每一个听她发言的人,顿如醍醐灌顶似地惊出一身冷汗。原本身边还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危险哦！她的发言是如此言之凿凿,让人不由得不信。她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一朵难得的奇葩。
在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也常能听到她的鼓动,她的发言。在没有批斗会的日子里,她气息咻咻的语气仍能响彻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哦!只是她在播音室里的讲话,与在礼堂里的大批判会上的讲话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礼堂的大批判台上,她的发言富有节奏感,能讲得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她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在播音室里的讲话,她的节奏明显加快,象机关枪似地一通猛扫,让人猝不及防 ,又出人意外。
她似乎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我一直很钦佩她的演讲能力。她的演讲才能实在让我叹为观止。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她既有女孩子细腻的丰富想象,又有男孩子不覊的豪放。只有特殊的人才,才能将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性格揉合得那么完美无缺。我同样一直不明白,到底是那个时代塑造了这样的性格,还是这样的性格营造了那个时代?
许多年之后,听说她嫁人了,可是,她的丈夫却一直没有能进入她的身体。原来,她天生*道闭锁。按小镇人的说法，她是一个石女。好在现在的医术高明。许多早些时,根本无法治愈的疾病,都能在医生的手底妙手回春。听说她后来做了手术。也不知是*道再造手术,还是*道扩张手术。反正,她是能与丈夫行鱼水之欢了。也不知她现在生育孩子否?更不知她还记得中学时代的奇特人生否?
老师后来看我实在不是搞文艺体育的料。做文艺我天生怯场,弄体育,我又身材瘦小,无论是田还是径,我都无法与那些身材高挑的孩子相比。搞单、双杠吧,学校毕竟不是专门的体校,缺少这方面专门的教练。而且,我天生胆小,似乎也不是搞这一块的料。后来就没有让我继续我的文体委员,而是将我调整为劳动委员。大概老师看我搞卫生时,总是很认真、一丝不苟的。
其实,干活累点、苦点我是从来不怵的。在家我是长子,什么活没有干过?我似乎还属于很能吃苦耐劳的那一种。我并不在意老师这样的调整,心里还真有一种终于解脱了的轻松。虽然,舞台上和体育场上,总是最能吸引住女生们的目光的地方。但作为委员,我也只是一个组织者,女生们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参予者的身上多了些。我却缺少吸引这种目光的自身条件,只能自叹弗如吧!
再说,那时,我对女生的这种目光似乎也并不在意。还是干活比较实在。干一件是一件。打扫教室,打扫了便是打扫了,干干净净地不留半点纸屑。教室外的草地锄过了就是锄过了,哪怕晚上下一场春雨,钻出土壤的青草也是齐匝匝的,这来不得半点虚假。锄过的地跟没锄过的地,可真是泾渭分明。
当了劳动委员后,老师又给了我一个额外的任务,让我负责教室过道走廊一侧的黑板报编写。这其实应该是学习委员的工作。大概是因为我写的字恭正吧!我倒是很乐意做这项工作,但黑板报的采编,却是一项挺麻烦的事。虽然一侧过道的墙面不大,每一期总还得一、二十篇稿件。每个星期得出一期。班级里真正能写拿得手的文章的还真不多。
那时的学生,玩兴比学习的兴趣更重。有谁会静下心来,认真地写一篇文章呢?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教学,以时事的内容居多,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政治课。很有一些统帅一切的架势。其实,我们对报纸上所说的一切,似懂非懂,也不会认真地去辨别。反正报上怎么说的,便跟着怎么说；报上怎么写,便跟着怎么写。语文课布置的作文,也总在报纸上东摘一段、西抄一段。有时候拼凑在一起的两段根本牛头不对马嘴。与老师布置的作文更是完全沾不上边。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那时的语文老师是正宗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算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但他对大部分的学生，似乎并不挑剔。只对少数的几个学生,却似乎很严厉。我应该也算是被他严厉的一个。他瘦瘦高高的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大概是眼睛干涩的缘故,常常看见他,取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一边掏出口袋的手帕擦拭着镜片,一边使劲地眨巴着眼球。
他的脸色一直很苍白,据说是患有肝病。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类型的肝病?反正我那时是得到过告诫的,让我不要跟他近距离接触,大概他得的是接触性传染的肝炎吧!但是,他像是特别喜欢找我谈话。而且,总是朝我凑过头来,害得我在他凑过来时,只得时不时地将身子朝后仰,这实在是对老师的大不敬。但是,除此之外,我又能怎样才不跟他近距离接触呢?
在上课时,他的眼镜会从鼻梁上滑下来。他照例会伸出沾满粉笔灰的中指,低下头来将眼镜朝上一推。同时,歉意地朝我们一笑。他之所以只伸出中指推滑落下来的眼镜,是因为他认为他在黑板上写粉笔字时,只用食指和拇指拿着粉笔,中指上并没有沾上粉笔灰。其实,他写字时,落在他中指上的粉笔灰最多。所以,尽管他伸长了中指,中指还是常常碰上了他的鼻梁或者是鼻尖上,并成了一个白鼻梁。让我们常常忍俊不禁,他却常常被我们笑得莫名其妙。此时,我会假装擦一下鼻子提醒他。他会朝我璨然一笑,掏出口袋中的手帕,将眼镜取下,在鼻梁上擦拭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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