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问我,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想。光紧张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少剑波与栾平的台词我根本听不见。这一份紧张让我心有余悸,以至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要一想到要上台我便心中发怵；一轮到小组发言或者班级发言,我就会手足无措。偏偏那个时期,这种需要上台发言似乎很司空见惯。所以,我常常处于惊恐不安中。
我在心里一直很佩服姐的那一种从不怯场的能力。在任何场合,只要周围有人叫喊着让姐“来一个”!姐就会当仁不让地先摆出一个造型；如果此时,有人起哄附和的话,姐会先清一下嗓子,然后,镇静地将目光朝围着她的观众一扫,不慌不忙地唱上一小段。越多人喝彩,她的兴致会被调得越高,甚至脸上慢慢漫起了红晕。如果换了是我,碰上了这样的场面,我肯定已是慌得六神无主,恨不得脚下立马裂开一条地缝让我一头钻进去。
小镇那时排演的,是整出《红灯记》,姐被从县城的文艺小分队请了回来,出演李铁梅。出演李玉和的是小镇一家工厂的一个青工。那青工的扮相还是挺不错的。在台上摆一个造型,作一个亮相,也都挺像模像样的。只是他的唱功不太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未受过专业的演唱训练,京剧又常是特别高亢和拖得长长的的唱腔，不绝如缕的尾音。
听他在台上唱京剧,常常在高亢处嘎然而止,那是他实在嗓子吊不上去了；也常常将长长的尾音拖了一半,便不再唱下去了,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常常给观众一个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意犹未尽,是对他没有能唱完的遗憾。但组织安排演出的人,都误认为是观众对看样板戏意犹未尽,热情空前地高涨。
那时,小镇上除了去小学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没有其它的娱乐活动。电影又常常是那几部翻来覆去地放。都可以将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了，实在没有了吸引力。家家户户也都还没有电视机。吃完了晚饭,枯坐在家里干什么呢?礼堂里演出样板戏呢!去挤一份热闹呗。
姐扮演的李铁梅,就没有这样的缺陷了。姐可以唱得跟样板戏中的一模一样。但是,那时的扩音器材远没有现在的那一个水平。坐在礼堂后排的观众,常常听不到李铁梅的唱声。这让他们很恼火。所以,演出时常常前大半个礼堂人挤着人,连过道上,窗户上都站满了人和爬满了人。大半个礼堂处,长条椅子上站满了人,连椅背上也站上了人,竖起了一堵层层叠叠的人墙。后小半的礼堂却空无一人。
演出样板戏,在小镇着实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北方的京剧将南方的越剧排挤出舞台,也是在那个时候的事。但京剧高亢的唱腔,实在难以与江南水乡柔软的人的性格相揉合。让江南水乡的人拚着一嗓子,唱出一两句高亢的京腔是可能的。但让江南人将唱京剧当作是自娱自乐却远不及哼唱越剧更来得顺理成章。
越剧的那一种“依依呀呀”地曲调,似乎更适合江南人闲情逸志的抒发。但是,哪怕是闲情逸志的抒发,也绝不能断了政治这根弦。这是那时的小镇人一直恪守不移的一条基本准则。
当京剧样板戏在小镇成了鸡肋的时候。小镇又及时推出了越剧《半篮花生》。这是一出新编的越剧。用越剧的舞台形式,唱出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家住南街的章姓女孩在这出戏剧中,扮演了一个在臂弯里挎着一个竹篮,竹篮上蒙着一条毛巾的村姑。
那时,正值全国学哲学,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这是那时学哲学的宗旨。《半篮花生》便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是文艺必须为*治服务的最好诠释。
我那时记着的唯一一句台词是:“咸菜缸上加了盖,不知腌得是花生,还是腌得菜?掀开盖子看一看,正确的结论才出来。”这句台词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深刻。是因为这场越剧演出后,这句台词在小镇的少年中广为传诵,而且是拿腔拿调地用越剧的语气传诵。如果,在大街上边行走,边诵着这句词,而前面正走的人又正巧戴着一顶帽子,那么,那顶帽子肯定会被后面唱越剧的人一下掀开。后面的人是将人家头上的帽子当作咸菜缸上的盖子来掀的。这大概是用越剧的形式演绎深奥的哲学问题所得到的唯一直观的结果了。
我同样很佩服一个姓乔的比我高一级的女生。每一次学校组织的大活动,不管台前沿站着的胸前挂着大牌牌的人是谁,她都能上台发言,将被批*的那个人批得体无完肤。
我一直不明白,她怎么会对那些挨批*的人的过去这么了解?论年龄,她做挨批*的人的女儿,还嫌太小了些。但是,她总能将一切说得头头是道。举出的事例,是如此地明白无误,仿佛是她曾经亲眼目睹了一般。论证又是那么地丝丝入扣,根本不给人家一个辩驳的余地；结论自然是格外的言简意赅,令人十分地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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