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一起玩“翻洋片”和“打弹子”的玩伴,还有弄堂西侧邵家的小儿子。邵家也是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邵家的户主,是一个常常戴着绒线帽的老人。他的脸上有许多褐黑色的老年斑,常常佝偻着腰,拼命地咳嗽。在叫唤他的小儿子时,他从来不叫小儿子的名字,而是唤作“小柴杀鬼（音居）”,“头子鬼（音居）。”我幼年时,根本不知道这“小柴杀鬼”、“头子鬼”是什么意思,根本不知道这是骂人的话。印象深刻的便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咳嗽之后,迸出的“小柴杀鬼”“头子鬼”的声嘶力竭的叫唤。
我一直以为,那男孩原本便是叫这么个名字的。但是,旁人却一直叫这个男孩为“七和尚。”又把我弄糊涂了。后来又觉得,把一个好端端的男孩称作“鬼”总归不是吉利的。“陆松城”后楼底下住着的那个白胡须老人说过,人只有死了,才会变成鬼。如果,是一个善良的人,死了会升入天国；如果是一个恶人,死了便成了鬼。看来,恶人死后,他的本性不会改变。会变成鬼,依旧出来害人。那个男孩还活着,也不恶,怎么会被叫作“鬼”呢?于是,我依了旁人的称呼,干脆也叫他“七和尚”。
故乡小镇有一个奇怪的习俗,有人家生了个孩子。旁人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问的人不会文绉绉地说：“是弄璋还是弄瓦?”问的直接。答的更直接。若是生了女孩,主人会回答说:“是个赔贱货”；若是男孩，主人便会回答，“是个和尚”。
我不明白的是，若男孩是“和尚”的话,女孩应该是“尼姑”才相对应。为什么偏偏是“赔贱货”货呢？若女孩是“赔钱货”的话，男孩应该是“赚钱货”才是。为什么偏偏是“和尚”呢?虽然,回答是“赔贱货”时,户主的脸上并不显现沮丧；回答是“和尚”时,户主的脸上倒是露出了些许的喜悦。莫非,男孩子长大了做和尚倒是一桩值得人们喜庆的事?
“七和尚”也比我大一岁。他有众多的姐姐,只有一个哥哥。照理,被人唤作“七和尚”,他应该有六个哥哥才对,他排行第七。所以才被唤作“七和尚”,这才顺理成章。可是,在他的上面,偏偏只有一个哥哥,而有众多的“赔贱货”,他怎么可以被叫做“七和尚”呢?这又是让我匪夷所思的地方。
这是一个既聪明又帅气的男孩。他的一个姐姐在小镇的中心医院做护士,因为感情问题,受了刺激,精神有些失常。据说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县城下放到医院的右派西医师。人家既有家庭又是右派,双重的压力,让她变疯了。
那天,她仅穿了一件汗褂和一条短裤。蹬了一双海绵拖鞋,跑到了大街上,跨上一个石台阶，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屁股上,挺着胸脯,便开始满嘴讲胡话。我那时根本听不懂她是在说些什么。印象中,只是记得薄薄的汗褂里，她的乳房隐隐可见,尤其是那两颗红色的乳头很是显眼。她的乳房很挺拔,不像我在乡下泥墙洞中窥见的那一对乳房,一直在胸前晃来荡去。也没有一丝下垂的感觉。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她有意反背着双手,挺起胸脯的缘故。后来,邻居们在传说着她在大街说的那些话时,很有一些取笑的意思。大概她当时讲的是床笫上的事吧!
“七和尚”的母亲,同样是一个小巧的女人。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在故乡小镇,往往小巧的女人,才会孩子众多。这肯定在动物的遗传学上是有讲究的。就好像矮脚的母鸡,往往很会产蛋一样。
在弄堂的西侧,也就是我家那座宅院后侧门的对面,有两户人家,他们的长子都与我同岁,也是我儿时的玩伴。一家姓夏,另一家姓徐。姓夏的那一家,父母都很高傲的样子,不太容易让人接近；夏姓的男孩,是个喜欢说大话的人,也不知那些话是否源于他的父母。他有一个很漂亮文静的妹妹。因为是夏家的女孩,所以,我们都叫她夏妹妹。
徐家的男孩有一个弟弟,俩人的年龄似乎只差一岁或两岁。俩兄弟总是在家打架。奇怪的是徐姓人家也称那个弟弟为“妹妹”。徐家的户主在上海的闵行区工作,不常在家。家中全靠女主人操劳。他们家在“陆松城”屋后高墩的东侧建有一草棚,里面养着大肥猪。女主人似乎是乡下的农民,平时靠帮人做衣服赚些外快。他们家在乡下的自留地上种的应该都是胡萝卜。每天,女主人会背一些胡萝卜回来,切碎了,煮了给猪吃。
小时候,我会常常蹲在那儿看他们切胡萝卜。在小镇,胡萝卜被叫做“洋花萝卜”。生的胡萝卜,洗去外面的泥,最好是刨去外面的皮。咬一口“嘎嘣儿脆”。甜丝丝的,着实比萝卜好吃。尤其是它的颜色,青翠的叶子,红色或嫩黄的根茎,着实让人喜爱。
夏天的时节,“陆松城”宅院里的住户和后侧门弄堂对面的夏姓,徐姓两家,都会在弄堂里纳凉。要么搬出门板,拿出长櫈,在弄堂里搭一个临时的床铺；要么搬出几把竹椅。每家都似乎有着自己的领地。在摆放纳凉的家什时，是不会放错地方的；但在纳凉时,拿把竹椅坐在人家的领地里,或干脆躺在人家的床板上是有可能的。当然,躺在人家床板上的,肯定是不谙人事的孩子,大人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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