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明英,并非生来就是这县城国营饭店里八面玲珑的付经理。
她也曾有过相对无忧的少女时代,尽管那时光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她的家庭出身,是悬在她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她所有悲苦命运的源头。
她的祖父,是旧式读书人,曾在伪满时期的某个小衙门里做过文书。就这么一点在那个特殊年代可以被无限放大的“历史污点”,如同烙印般刻在了付家的门楣上,也让付明英从懂事起,就深知自己“成分不好”,低人一等。
她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敏感、更沉默,也更要强。她努力读书,积极参加劳动,试图用汗水洗刷掉那与生俱来的“原罪”,但那份沉重的出身证明,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时刻提醒着她的位置。
转机发生在她十八岁那年。经由一位远房亲戚介绍,她认识了邻县驻地部队的一位排长,周红卫。周红卫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后代,三代清白,本人又是军人,是那个时代最光荣、最值得信赖的根红苗正身份。他对美丽温婉又带着一丝忧郁的付明英一见钟情。
这桩婚事,对于付家来说,无疑是黑暗中投射进来的一束强光,是改变家庭境遇、甚至可以说是“赎罪”的绝佳机会。对于付明英个人而言,周红卫的出现,像是一座坚实可靠的堡垒,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保护、被珍视的温暖,看到了摆脱出身阴影、过上正常生活的希望。她对他的感情,起初混杂着感激和对安全的渴望,但在周红卫东憨厚而真诚的追求下,也逐渐化为了真正的爱意。
婚礼办得简单而隆重。周卫东穿着笔挺的军装,胸戴红花,付明英穿着当时最时兴的列宁装,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幸福红晕。那一刻,她以为命运的枷锁终于被砸碎,新生活的大门正向她彻底敞开。
婚后,周红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极力为付家斡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娘家的处境,至少,那些明目张胆的歧视和刁难少了很多。
——因为付明英已经是光荣的军属!她也被安排到了县国营饭店工作,她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做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凭借着过人的聪慧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慢慢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那几年,是付明英人生中最安稳、最幸福的时光。丈夫英武可靠,事业稳定,她自己工作努力,家庭成分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渐散去。她甚至开始憧憬着未来,为周红卫生儿育女,建立一个真正温暖的家。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北疆形势骤然紧张,珍宝岛战火突起。周卫东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前线。临行前,他紧紧抱着付明英,这个不善言辞的汉子,只反复叮嘱一句:“明英,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他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来。
噩耗传来,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部队送来的是周红卫的烈士证明和几件遗物——一套叠得整整齐齐、却沾染了永不褪色血渍的军装,一枚被打穿的军用水壶,还有他视若珍宝、时刻带在身边的,一张付明英的照片。他在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英勇牺牲,被追记一等功。
付明英的天,塌了。
她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流干了眼泪。那个给她温暖、给她庇护、给她希望的男人,就这样化为了一张薄薄的纸和几件冰冷的遗物。巨大的悲痛几乎将她击垮,但“烈士家属”这个身份,又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勉强维系着她,让她不能彻底倒下。
她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对得起红卫的牺牲,要替他照顾好他的父母(两位老人同样悲痛欲绝),也要维系好自己这个刚刚看到曙光的小家。
按照政策和常理,烈士遗属理应得到妥善的照顾和抚恤。起初,县里也确实送来了一些慰问品,表达了组织的关怀。付明英也强忍悲痛,重新回到饭店工作,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也开始小心翼翼地办理和争取那些按规定她应得的抚恤待遇,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依靠,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是红卫用生命为她换来的最后保障。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当时,分管民政、优抚等工作的,正是刚刚提拔为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的贾怀仁。
第一次被叫去贾副主任办公室谈抚恤金和后续安置问题,付明英就感觉到了一丝异样。贾怀仁并没有像其他领导那样,对烈士家属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同情,反而用一种审视的、甚至带着些许玩味的目光打量着她。问的问题,也渐渐偏离了正题,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她和周红卫认识的经过,结婚的细节,甚至意味深长地说:“付明英同志啊,周排长是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你也要正确认识自己,你和周排长的结合,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反映,是不是……嗯,动机上,有待商榷啊?”
付明英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她试图解释,诉说她和周红卫之间真挚的感情。但贾怀仁只是皮笑肉不笑地听着,末了,打着官腔:“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你要相信组织。至于抚恤待遇嘛,也要等组织上对你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之后,才能按规定办理。毕竟,我们不能让英雄的鲜血,流得不值,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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