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付明英的心。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为了抚恤的事情,又去找过贾怀仁几次。每一次,贾怀仁的态度都愈发暧昧,言语间的暗示也愈发露骨。他从最初隐晦地指责她“婚姻动机不纯”,到后来几乎直白地表示,她“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能嫁给周排长已经是天大的运气,现在更要懂得珍惜组织上给你的机会,要‘懂事’”。
付明英不是不懂他所谓的“懂事”是什么意思。她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愤怒。她严词拒绝过,也试图找其他领导反映情况,但要么被敷衍搪塞,要么对方一听涉及贾怀仁,便讳莫如深,避之不及。甚至有“好心人”私下点醒她:“明英啊,你怎么还不明白?贾副主任那是……看上你了!你一个寡妇家,又背着那么个出身,拧得过人家大腿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那一刻,付明英才彻底明白了贾怀仁的险恶用心。他并非仅仅是想占她便宜那么简单,他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逼入绝境,让她主动屈服,成为他掌中的玩物。他用抚恤金和她的家庭出身作为要挟的筹码,用“玷污烈士名誉”作为恐吓的工具。
那些日子,付明英整夜郑夜睡不着,以泪洗面。她想起牺牲的丈夫,心如刀割;想起年迈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忧心忡忡。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硬扛下去,不仅烈士抚恤拿不到,自己“动机不纯”的污名会被坐实,很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甚至还会牵连本就脆弱的娘家。
贾怀仁有的是办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她和她的一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想到父母惶恐的眼神,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更悲惨的境遇,付明英最后一点抗争的力气也被抽干了。她对着周红卫那身染血的军装,无声地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擦干眼泪,对着镜子,努力挤出一丝僵硬的、符合“经理”身份的笑容,走进了贾怀仁的办公室……
从此,付明英表面上成了贾副主任的“相好”,靠着这层不光彩的关系,她稳住了饭店经理的位置,该有的抚恤待遇也终于得以落实(虽然过程依旧充满屈辱)。贾怀仁对她,也并无多少真情实感,更多是一种占有和玩弄,需要时召之即来,在公开场合则维持着必要的距离。付明英则用麻木包裹着自己,将所有的悲苦、屈辱和思念都深深埋藏在心底,只在无人深夜,才会对着丈夫的遗像,默默流泪。
她也曾想过报复,想过揭露贾怀仁的丑恶嘴脸,但她深知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撼动不了贾怀仁的地位,反而会引来灭顶之灾。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用自己的方式,在这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内心深处那一点未泯的良知和对正义的渴望,并未完全熄灭。
这,就是付明英为何会“反常”地,向林墨他们透露消息的原因。这绝非简单的示好或投机。
——是源于对贾怀仁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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