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付明英的心。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为了抚恤的事情，又去找过贾怀仁几次。每一次，贾怀仁的态度都愈发暧昧，言语间的暗示也愈发露骨。他从最初隐晦地指责她“婚姻动机不纯”，到后来几乎直白地表示，她“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能嫁给周排长已经是天大的运气，现在更要懂得珍惜组织上给你的机会，要‘懂事’”。
付明英不是不懂他所谓的“懂事”是什么意思。她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愤怒。她严词拒绝过，也试图找其他领导反映情况，但要么被敷衍搪塞，要么对方一听涉及贾怀仁，便讳莫如深，避之不及。甚至有“好心人”私下点醒她：“明英啊，你怎么还不明白？贾副主任那是……看上你了！你一个寡妇家，又背着那么个出身，拧得过人家大腿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那一刻，付明英才彻底明白了贾怀仁的险恶用心。他并非仅仅是想占她便宜那么简单，他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逼入绝境，让她主动屈服，成为他掌中的玩物。他用抚恤金和她的家庭出身作为要挟的筹码，用“玷污烈士名誉”作为恐吓的工具。
那些日子，付明英整夜郑夜睡不着，以泪洗面。她想起牺牲的丈夫，心如刀割；想起年迈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忧心忡忡。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硬扛下去，不仅烈士抚恤拿不到，自己“动机不纯”的污名会被坐实，很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甚至还会牵连本就脆弱的娘家。
贾怀仁有的是办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她和她的一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想到父母惶恐的眼神，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更悲惨的境遇，付明英最后一点抗争的力气也被抽干了。她对着周红卫那身染血的军装，无声地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擦干眼泪，对着镜子，努力挤出一丝僵硬的、符合“经理”身份的笑容，走进了贾怀仁的办公室……
从此，付明英表面上成了贾副主任的“相好”，靠着这层不光彩的关系，她稳住了饭店经理的位置，该有的抚恤待遇也终于得以落实（虽然过程依旧充满屈辱）。贾怀仁对她，也并无多少真情实感，更多是一种占有和玩弄，需要时召之即来，在公开场合则维持着必要的距离。付明英则用麻木包裹着自己，将所有的悲苦、屈辱和思念都深深埋藏在心底，只在无人深夜，才会对着丈夫的遗像，默默流泪。
她也曾想过报复，想过揭露贾怀仁的丑恶嘴脸，但她深知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撼动不了贾怀仁的地位，反而会引来灭顶之灾。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用自己的方式，在这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内心深处那一点未泯的良知和对正义的渴望，并未完全熄灭。
这，就是付明英为何会“反常”地，向林墨他们透露消息的原因。这绝非简单的示好或投机。
——是源于对贾怀仁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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