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五月花酒店顶层豪华套房
厚重的丝绒窗帘垂落，隔绝了外面湿冷的夜色。套房客厅内，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陈年白兰地和一种无声的紧张感。美国东西海岸资本势力的代表人物，罕见地齐聚一堂。
西部阵营以特纳·史密斯为首，身边围绕着报业大王赫斯特、航空大亨修斯、石油巨子多希尼、铁路大王亨廷顿等，他们代表着新兴、粗犷、敢于冒险的西部资本。东部阵营则以J.P.摩根为核心，身旁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杜邦以及几位波士顿婆罗门望族的掌门人，他们象征着老牌、世故、盘根错节的东部金融与工业资本。
特纳·史密斯举起酒杯，环视众人，声音洪亮中带着一丝感慨：“先生们，自从1932年，罗斯福在纽约那个酒店里调停我们东西部关于航空邮递合同的争端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被‘召集’到华盛顿吧？不过这次，主角不是我们之间的竞争，而是我们和…白宫那位主角之间的谈判。”
J.P.摩根微微颔首，他年事已高，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声音低沉而缓慢：“是啊，史密斯先生。时过境迁。上次是为了分蛋糕，这次…是为了保住我们手里的蛋糕不被切走太多。明天就要和总统会面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要求吗？” 他的目光直视特纳，带着试探。
特纳放下酒杯，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展现出实业家的务实：“摩根先生，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直接。我是做实业的——开矿、炼钢、造飞机、修铁路。这些行当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和漫长的回报周期。罗斯福那个94%的税率，是要我的命。我的要求就是降低税率，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重资产、长周期的制造业税率。只要税率能降到我们可以承受的水平，让我能维持生产、养活工人、还有利润可以再投资，我就还能活下去，也能继续为国家的战争机器提供钢铁和飞机。”
他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地瞥了摩根一眼：“不过，摩根先生，您的情况可能比我复杂得多。您的大部分产业在金融领域，银行、证券、保险…这些行业受到的政府监管本来就比我们严苛得多。而且，现在欧洲战云密布，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对您的业务冲击肯定不小。我想，您明天和总统谈的时候，除了税率，恐怕更想谈的是…放宽一些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吧？比如，资本流动的限制，或者某些投资业务的禁令？”
摩根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但心中却是一凛。他明白特纳这是在点他，暗示金融资本在谈判中可能有不同于实业资本的“特殊诉求”，甚至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实业界的整体税率目标。他缓缓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缕青烟，才不紧不慢地回应：
“谢谢你的提醒，史密斯先生。金融市场的稳定，确实关乎全局。适当的灵活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战争筹集资金，也有利于经济整体的复苏。这一点，我会向总统先生阐明。”
但他立刻将话圆了回来，强调了共同利益：“不过，请你放心，在核心问题上——即反对那种没收性的高税率——我们东部财团的立场是坚定且一致的。高税率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致命的，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实业都被高税收压垮了，金融市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明天的谈判，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联手把税率压下来。这是我们的共同底线。”
特纳听了，哈哈一笑，但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摩根先生深明大义，我当然相信。不过…”他拖长了语调，带着西部人特有的直率，“我猜，罗斯福总统恐怕不会轻易在金融监管上松口。您别忘了，他可是从大萧条里爬出来的，他对华尔街的‘不羁’有着刻骨铭心的警惕。他怕的就是再来一次金融崩溃。所以，我估计，他非但不会放宽监管，反而可能会借着战争需要的名义，对金融业课以更重的税，好把资金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用于战时计划。想让他放开缰绳，难啊！”
特纳的话像一根针，刺中了摩根内心最深处的担忧。他知道特纳说得很有道理，罗斯福对金融资本的戒心极重。明天的谈判，注定是一场硬仗，不仅要在税率上与总统博弈，可能还要在东西部财团内部协调不同的优先诉求。
摩根没有直接反驳，只是淡淡地回应：“事在人为，史密斯先生。总统是现实主义者，他应该明白，没有高效灵活的金融市场，战争经费的筹集效率会大打折扣。我们明天见机行事吧。”
这场五月花酒店的秘密会晤，在看似和谐的共同抗税基调下，实则暗流涌动。东西部财阀虽然因共同利益暂时联手，但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不同诉求、以及对罗斯福政策倾向的不同判断，为第二天的谈判埋下了不确定的种子。他们都清楚，面对罗斯福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内部团结是谈判成功的关键，但能否真正弥合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将决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自己的财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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