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书房
加密电话的铃声在深夜显得格外刺耳。特纳·史密斯拿起听筒，听着对方简短的汇报，他那张惯常冷峻的脸上，缓缓浮现出一丝复杂的、混合着疲惫与胜利感的笑容。他放下电话，深吸一口气，立刻要通了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电话。
“霍华德，威廉，”特纳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却又异常清醒的平静，“刚收到华盛顿的消息。罗斯福…他撑不住了。他通过中间人递话，邀请我们进行‘磋商’。”
电话那头先是短暂的沉默，随即爆发出修斯难以抑制的兴奋声音：“太好了！特纳！我们赢了！他终于低头了！这下税率肯定能降下来了！”
赫斯特的声音也透着扬眉吐气的快意：“哈哈！这个瘸子到底还是扛不住压力了！我的报纸得好好准备一下，怎么报道这场‘胜利’…”
“胜利？”特纳冷冷地打断了他们的兴奋，像一盆冰水浇在燃烧的炭火上，“霍华德，威廉，醒醒。我们离‘胜利’还差得远。罗斯福这不是‘低头’，这是‘策略性换挡’。”
他的声音变得极其冷静和现实：“你们以为罗斯福会放弃他的高税率原则吗？绝对不会。这头‘狮子’只是暂时收起了爪子，不是因为害怕我们，而是因为他耗不起了。他的身体、欧洲的战局、还有最高法院那帮老狐狸的拖延战术，都在逼他必须尽快解决国内的政治僵局。他需要把钱搞到手，需要稳住后方，然后才能全力应对欧洲的大风暴。”
特纳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语气带着看透一切的淡然：“这次‘磋商’，我们能争取到什么？不是税率的降低，别做梦了。我们能争取到的，是时间。是让那个94%的恐怖税率晚几年落地；是争取一个更合理的阶梯式过渡方案，让我们的企业有个缓冲期；也许还能在税基计算、抵扣项目上争取一些更宽松的条款。但高税率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一旦美国全面卷入战争，别说94%，就是100%的‘暴利税’，国会也会眼睛不眨地通过。到那时候，谁还敢反对？那就是‘不爱国’！”
修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兴奋感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力感：“所以…我们折腾了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最后只是…推迟了那一天的到来？”
“没错。”特纳抿了一口酒，语气斩钉截铁，“就是推迟。但这‘推迟’本身，就是巨大的价值。这几年时间，足够我们调整资产结构，将部分资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投资于受战争推动的、税率可能更优惠的领域（如军工、基础物资）。我们是在用政治博弈，为我们的资本争取战略转移的时间窗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也是唯一可能实现的‘胜利’。”
同一时间，纽约，摩根图书馆
J.P. 摩根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类似的信息。他没有像西部那样立刻召开电话会议，而是独自坐在他那间藏书丰富的书房里，壁炉的火光映照着他布满皱纹却依然锐利的脸庞。
他拿起桌上一个精致的银质相框，里面是一张泛黄的、他与年轻时代的老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的合影。他喃喃自语，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看尽风云的沧桑：
“看来…就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强人，终究也斗不过时间啊。”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看到了华盛顿那个在轮椅上运筹帷幄的对手。“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天赋，能够煽动并引领民意，甚至一度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束手无策。他试图用国家的力量重新塑造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规则…但最终，身体的衰败和迫近的战争阴影，还是迫使他不得不坐下来，和他想驯服的‘巨兽’们谈判。时间…才是世界上最公平，也最无情的对手。”
摩根放下相框，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近乎怜悯的表情：“他赢得了战役，但可能输掉了时间来实现他最终的战争。而我们…我们只需要等待，并且活下去。资本，总是比任何政治家都更长寿。”
东西两岸的财阀巨头，在看似赢得谈判机会的时刻，却都异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一场胜利，而只是一场漫长战争中的一次短暂休整，是与时间赛跑中的一次喘息之机。罗斯福的妥协，并非源于力量的失败，而是源于时间的无情。而他们自己，也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继续与政策、战争和周期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博弈。
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内部餐厅
几位年迈的大法官难得地聚在一起用午餐，气氛却不像往日那般严肃，反而带着一种任务完成后虚脱般的松弛和压抑不住的抱怨。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
“上帝啊…终于…他们总算要坐下来谈了…”一位资历最浅、但也被迫参与“表演”的大法官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声音沙哑地低语，“你们知道我上周在听证会上，为了把那个该死的税收法案案件再拖一个月，我不得不假装听不清律师的提问，还反复问一些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定论的基本程序问题吗？我感觉我把自己一辈子的职业声誉都搭进去演了一场‘老年痴呆’！就为了给那群政客和财阀争取吵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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