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及各大城市俱乐部
当苏联红军入侵芬兰、制造“麦尼拉炮击”谎言的消息传到大西洋彼岸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最初进行了报道，一些有正义感的议员和专栏作家也发出了谴责的声音。然而，这股微弱的声浪很快就被一股更强大、更无形的力量迅速扑灭了。这股力量并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纽约的华尔街、芝加哥的谷物交易所、匹兹堡的钢铁中心和加州的石油公司。
在国会山装饰华丽的私人餐厅和烟雾缭绕的绅士俱乐部里，一场场“非正式沟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说客们——那些受雇于东部财团、中西部农业利益和西部新兴工业巨头的政治掮客——面带微笑却语气强硬地对着关键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交心”。
“参议员先生，”一位说客为对面的南方保守派大佬斟上一杯波本威士忌，推心置腹地说，“我非常理解您对芬兰这个小国的同情，以及对共产主义暴行的道德愤慨。但是，请您冷静地想一想，公开地、激烈地谴责斯大林，对我们美国有什么实际好处呢？除了满足一时的道德优越感，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会失去什么？”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开始算经济账：“您知道吗？我们（指其背后的财团）在苏联有上亿美元的投资和贸易合同！我们在帮他们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我们在卖给他们急需的机床、铜线、甚至石油钻井设备！苏联是我们消化过剩工业产能的最大市场之一！一旦惹怒了斯大林，他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合同都会作废！到时候，不是我危言耸听，匹兹堡的钢厂、底特律的汽车配件厂、中西部为出口苏联种植粮食的农场主，将面临大规模的停产和破产！工人会失业，农民的产品会烂在仓库里！”
他看到议员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立刻加重了筹码，语气带着威胁和利诱：“您选区里的那些工厂主和农场主，也是您重要的捐款人，他们到时候会怎么想？他们会怪谁？他们会怪那个让他们丢了生意、工人丢了饭碗的‘道德圣人’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您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嗯…‘审慎’和‘务实’的态度，确保我们的商业渠道畅通无阻，我向您保证，下一选举周期的政治捐款，将会非常、非常慷慨。生意照常，就业稳定，这才是真正的政绩，不是吗？”
在加州的石油大亨俱乐部里，谈话则更加直白：“伙计，别犯傻了！我们正和苏联人谈一笔大买卖，关乎西海岸未来十年的石油出口！你在这个时候跳出来骂斯大林是‘红色沙皇’？是想让几万桶石油憋在港口发霉吗？总统先生（罗斯福）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就业和复苏，他不会喜欢任何人破坏他的经济成绩单的。管好你的嘴，对大家都好。”
甚至一些自由派的议员也受到了压力：“想想那些在苏联的‘技术合作’项目，那是科学和进步的象征！不要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破坏了缓和与国际合作的可能！”
在这些赤裸裸的经济威胁和利益承诺的双重作用下，国会山上的“正义之声”迅速消失了。原本准备提出谴责苏联决议案的议员悄悄撤回了提案；在公开场合，政客们对芬兰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地呼吁“和平解决”，绝口不提“侵略”二字。各大主流报纸的社论版，关于芬兰的报道也迅速让位于国内经济新闻和西欧“假战”的琐碎消息。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各方的报告和简报。他深知苏联行为的侵略性质，也从地缘政治角度担忧苏联的扩张。他的内心充满道德上的厌恶和战略上的忧虑。
然而，当他与自己的核心经济顾问，如哈里·霍普金斯等人商议时，得到的却是无比现实的警告：“总统先生，现在不是我们充当世界警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刚刚从大萧条的深渊中爬出来，复苏的基础还很脆弱。与苏联的贸易，特别是那些大宗商品出口，关系到关键州的就业和选票。东部财团、西部的石油和农业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如果我们现在对苏联实施严厉谴责或制裁，国内的经济反弹和政治压力会非常巨大。这会严重干扰我们为应对未来更大危机（指可能卷入对德战争）而进行的战备工作。”
罗斯福靠在轮椅上，疲惫地揉了揉眉心。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深知“民意”和“经济”是执政的基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必须做出痛苦但必要的权衡。他最终叹了口气，对幕僚说：“告诉国务院，对此事的表态要保持‘极大的克制’和‘中立’。我们可以私下对芬兰表示人道主义同情，但在公开层面，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严重损害美苏关系的行动。我们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应对国内事务和…大西洋对岸更直接的威胁（指德国）。”
就这样，在强大的商业利益游说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作用下，美国政府对苏联入侵芬兰这一公然侵略行径，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冷漠的沉默。这种沉默，并非出于对苏联的认同，而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稳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在美国公众面前，一场发生在遥远北欧的悲剧，被成功地淡化、边缘化，直至几乎从公共舆论中消失。这充分展示了，在特定的历史节点，资本的力量可以如何有效地“堵住”一个国家的“嘴巴”，让道德和正义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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