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天色如同浸了水的灰布，沉沉压下。聂副官换下一丝不苟的军装，穿上了一身半旧的深色中山装，戴上礼帽，刻意压低了帽檐。他没有使用配车，而是在机关后院侧门叫了一辆等客的黄包车，低声报了码头的方向。
车轮碾过湿漉漉的石板路，发出单调的辘辘声。聂副官靠在微微颠簸的车厢里，闭目养神，实则大脑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反复推演着接头的每一个环节。吴将军交代的信息极为简略：“江安”轮，三号码头，金丝眼镜，《中央日报》。这符合秘密工作的铁律——知道得越少，暴露时能造成的破坏就越小。
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林凡的思维习惯让他无法停止更深层的思考。“江安”轮的背景、三号码头的地理环境、这个时间段的客流情况，甚至“朱先生”可能的身份……他的历史知识库对此并无直接记载，这让他失去了“预知”的优势，必须完全依靠当下的判断、直觉和这具身体残留的本能。
一种真实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冰冷触感，悄然攫住了他的心脏。这不再是阅读档案时隔着纸张的叹息，而是切肤感受到的、弥漫在空气中的危险气息。保密局的特务，或许就像隐藏在码头喧嚣阴影下的鬣狗，用鼻子搜寻着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先生，码头到了。”车夫的声音将他从沉思中拉回。
聂副官付了车资，压低帽檐，融入了码头嘈杂的人流。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混杂着货物、燃油、人汗和劣质烟草的气味。巨大的货轮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泊在岸边，起重机的吊臂发出沉闷的吱呀声，苦力们喊着号子搬运沉重的箱笼，小贩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叫卖，构成一幅混乱而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图景。
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三号码头相对偏僻，主要停靠一些中小型的客货混装船。“江安”轮已经靠稳，舷梯上，下船的旅客络绎不绝。聂副官混在接船的人群边缘，目光如同精准的探针，快速扫过每一个符合“金丝眼镜”和《中央日报》特征的男人。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下船的人渐渐稀疏。聂副官的心微微提起。意外？还是自己错过了目标？亦或是……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就在他内心焦灼渐生之时，一个穿着灰色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腋下夹着一份报纸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舷梯口。他身形清瘦，面色带着旅途的疲惫，但步伐沉稳，下船后并未急于离开，而是站在人稍稀疏的灯柱旁，看似随意地展开了手中的报纸——那醒目的报头，正是《中央日报》。
目标出现！
聂副官没有立刻上前。秘密工作的本能让他强压下行动的冲动，再次以更大的耐心审视四周。码头上灯光昏黄，人影幢幢。几个穿着短褂、蹲在货箱旁抽烟的力工，眼神却不像是在等活儿，不时瞟向过往的旅客；不远处，一个报摊后的老板，对兜售报纸似乎兴致缺缺，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下船的人脸上。
有埋伏！还是自己过于风声鹤唳？
多年的史料研究让他深知特务工作的狡诈。宁可信其有！聂副官瞬间做出决断，必须改变原定的直接接触方案。他没有走向“朱先生”，反而转身，朝着码头出口的方向不疾不徐地走去。
经过一个吆喝着卖烟卷的小贩时，他停下脚步，买了一包“三炮台”，借着低头点烟的工夫，用极快的眼角余光再次瞥向“朱先生”。只见“朱先生”依旧站在原地看报，但身体姿态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报纸也许久未曾翻页。
聂副官点燃香烟，深吸一口，继续朝外走。在即将走出码头区域、靠近两个看似闲聊的码头职员时，他用一种不大不小、恰好能让附近几人听清的音量，带着几分抱怨的语气道：“这‘江安’轮晚点这么久，接个人真费事，说好的七点靠岸，这都七点二十了！”
这句话，是说给可能存在的监听者听的。表明他接人未果，耐心耗尽，准备离开，以此降低对方的警惕。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如果“朱先生”是经验丰富的同志，应该能意识到接应环境有变，需要随机应变。
果然，聂副官敏锐地注意到，“朱先生”在听到这句抱怨后，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顿，随即若无其事地合上报纸，朝着与聂副官离去方向相反的另一侧，步伐从容地走去。
两人如同被无形的水流推动，一东一西，看似毫无关联地背离了码头核心区。
聂副官的心并未因此放下，反而悬得更高。他迅速拐进一条灯光昏暗、堆满废弃木箱的小巷，快速脱下外面的深色中山装，露出里面早准备好的另一件灰蓝色旧夹克，同时将礼帽换了个倾斜的角度。他加快脚步，凭借脑海中对这个时期城市地图的记忆（这是林凡知识的优势），穿行在迷宫般的狭窄里弄中，试图绕到“朱先生”离去的方向进行暗中接应和保护，并仔细甄别身后是否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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