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策右脚刚迈出，鞋底碾过一截枯枝，发出“咔”的一声轻响。她没停，也没回头，只把药箱往腋下夹得更紧了些。身后那片荒地静得反常，连风都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她顺着城墙根往南走，拐过铁匠铺时听见里面传来孩子哭声，一声比一声急，听着不像摔了，倒像是被人捂住了嘴。
她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往前。这种时候多管闲事，等于拿脑袋撞墙。沧州这地方，大人打孩子不稀奇，稀奇的是打得那么巧，正好在她路过的时候。她走得更慢了些，耳朵却竖了起来。哭声断了，紧接着是铁锤砸铁砧的“当当”两下，节奏不对——不是打铁的路子，倒像是敲暗号。
她没再听下去，转了个弯，进了条窄巷。巷子尽头有口水井，井沿上搭着半湿的抹布，旁边摆着个竹篮，里头几朵白花蔫头耷脑地躺着。她扫了一眼就走，可眼角余光还是记住了：那花是山茶，城里这时候没人卖这个。
走了二十步，她忽然停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日头已经升得老高，影子缩在脚边，短得像被刀切过。她摸了摸袖袋，眼镜还在，手帕也还在。她松了口气，又往前走。
安顺居后巷的墙根下，有个穿粗布衫的女人蹲着，手里捏着根草棍，在地上划拉。她看见史策过来，立刻把草棍一扔，低头假装系鞋带。史策从她身边走过时，闻到了一股脂粉味——不是便宜香膏的味道，是租界洋货，三块钱一瓶的那种。
她没说话，也没放慢脚步，只是右手悄悄伸进药箱，摸到了那块青砖。她现在不想掏出来，但得知道它在那儿。
走出小巷口，她拐上了主街。镖局前街比往常安静，挑水的、卖烧饼的都不见了，只剩一个老头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拄着根枣木棍，眼睛闭着，可鼻翼随着脚步微微颤动。史策认得这人，前两天还见他在茶摊喝大碗茶，嗓门大得能掀屋顶，今儿倒像个哑巴。
她在一家关着门的杂货铺前站定，掏出铜板，敲了敲门板：“买火柴。”
没人应。
她又敲了两下，声音重了些。门缝底下慢慢滑出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钟，指针指着三。她把纸条塞进袖袋，转身就走。
走到十字街口，她停下，假装系鞋带，实则借着低头的工夫扫了一圈四周。左边巷口站着个卖花女，竹篮搁在脚边；右边屋檐下蹲着个挑水夫，扁担横在地上，水桶空着。两人谁也不吆喝，谁也不动，像两尊泥塑。
她直起身，继续往前走。经过卖花女时，那女人忽然抬头看了她一眼。四目相对的一瞬，史策看清了她的眼睛——太亮，亮得不正常，像是熬了夜，又像是打了鸡血。
她没反应，径直走过去。
再往前五十步就是安顺居的后门。她伸手去推，门轴“吱呀”一声响，和往常一样难听。她跨进去，反手把门顶上，靠在门板上喘了口气。院子里没人，堂屋的门虚掩着，里头有说话声，听不清说的啥，但语气轻松，像是在商量晚饭吃啥。
她摘下圆框眼镜，从怀里掏出那张草纸，展开看了一眼。纸上密密麻麻记着刚才听到的线索：西胡同死而复生的女人、穿洋装的男女、撬墙根、砸锁铺、问地契……最后一条是“钟，三”。她把纸条折好，塞进内衣暗袋，紧贴胸口。
然后她拎着药箱，朝堂屋走去。
就在她抬脚的瞬间，城南方向的一栋破楼二楼，窗户后头有人动了一下。
津乃井宁次把望远镜从眼前挪开，轻轻呼了口气。镜片上沾了层灰，他用袖子擦了擦，又举起来。这一次，他瞄准的是安顺居后巷那个卖花女。她一直没动，竹篮摆在脚边，手搭在膝盖上，姿势标准得像画报上的模特。
“行了。”他低声说，把望远镜递给旁边的人，“盯得不错。”
那人接过望远镜，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脸上有道疤，从耳根划到下巴。他叫赵三，是本地帮会“青蚨会”的头目之一。他没看远处，而是盯着津乃井宁次：“十块银元，两支枪，换二十个精壮的？你这买卖做得倒是精。”
“不够？”津乃井宁次摘下眼镜，用布慢条斯理地擦，“我可以加五块，但人得今晚到位。我要的不是混子，是能动手的。”
赵三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能动手的，命也金贵。你伤了单家镖局的人，马师长那边还没发话，我们先出头，算哪门子？”
“马师长？”津乃井宁次冷笑，“他忙着和杨师长斗地盘，哪管得了这点小事？再说，你们青蚨会也不是头一回接外活了。上个月替洋行运烟土，不也干得挺欢？”
赵三脸上的笑僵了一瞬，随即恢复：“少拿这个压我。咱们谈的是生意，不是揭短。”
“那就谈生意。”津乃井宁次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放在窗台上，“五块现洋，先付定金。人到位，枪给你。要是晚了，或者人不行……”他顿了顿，戴上眼镜，“我不找你要钱，我找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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