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策把墨镜摘了塞进袖袋时，手指在袖口顿了半秒。这动作她练过三回——第一回在申报馆后巷躲主编眼线，第二回在上海北站甩巡捕，第三回是上个月在德县村口避盘查。每次摘墨镜，都是要换张脸。今儿这身灰白护士服是昨晚上从沧州教会医院晾衣绳顺来的，扣子掉了两颗，腰间用麻绳勒紧，走起路来裤管扑棱，活像只瘸腿鹤。
她拎着个竹编药箱，箱角磕出豁口，里头装半瓶红汞、几卷纱布，还有块发硬的馒头。这是早市前在安顺居灶房顺的，雷淞然啃剩的那半个，她掰了掰，塞进箱底压着。药箱沉得不自然，底下垫了半块青砖，防人抢。她不怕抢，怕轻飘飘的箱子惹人疑：哪个护士出门不带药，倒揣块砖？
市集刚开张，油条摊冒着白烟，烧饼贴满炉壁，卖豆腐的老汉推车吱呀响。史策沿着街边走，眼睛扫过每张脸。沧州这地界，人脸分三种：本地人颧骨高、嘴唇薄，说话尾音往上挑；外来扛活的山东侉子嗓门大，鼻梁晒脱皮；再就是穿长衫戴礼帽的“体面人”，多半是冲镖局那场比武来的看客。可今儿不一样，她走过五家铺子，听见三句天津话、一句上海腔，还有个修鞋匠哼的是湖北民谣。人杂了。
她在茶摊前站定。老板蹲在煤炉边吹火，火星子溅到胡子上，燎出一缕焦味。史策掏出个小玻璃瓶，晃了晃，里头紫红色液体晃荡。“惠民医院发的消毒水，”她把瓶子往桌上一放，“昨儿收了六个晕过去的，脑门发烫，舌头打结，查不出病因。你们这儿，最近有谁犯过这毛病？”
老板抬头，烟熏得眯眼：“晕？咱这街面上顶多醉酒的，哪来的病号？”他拿火钳拨弄炭块，故意不去碰那瓶子。
“不是病号。”旁边修鞋匠接话，手里的锥子扎进鞋底，“是前天夜里，西胡同李寡妇家狗叫了一宿，天亮发现她家院墙根趴着个穿洋装的女人，脸煞白，嘴里吐白沫。抬到仁济堂，郎中说没脉了，可太阳落山又喘气了。”
茶摊老板立刻咳嗽两声，拿勺子搅茶汤：“你少扯！那是羊癫疯！李寡妇自己说的！”
“哦？”史策眉毛都不动一下，从药箱摸出片膏药，啪地贴老板手背上，“那您也贴一片？预防万一。这病会传，沾了地气就倒。”
老板抖着手撕膏药，史策已经转身走向下一个摊子。她心里记下：西胡同，洋装女人，半夜出现，死而复生。不是病，是迷药。能放倒一个，就能放倒十个。她不信什么羊癫疯，沧州人撒谎有个通病——越慌越爱提“寡妇”，仿佛寡妇家天生藏腌臜事。
卖饼的大嫂见她过来，赶紧用袖子盖住秤盘。史策也不点破，掏出张油纸包着的草药末：“医院配的驱邪粉，专克中阴风。您这摊子靠坟地近，早晚得用上。”她指了指东边荒坡，那儿确实有几座孤坟。
大嫂掀开油纸一角闻了闻，松了口气：“艾草加苍术？还混了点花椒……行吧，给我包二两。”她摸出铜板递过去，压低声音，“您说驱邪，史策把墨镜摘下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她没像往常那样直接揣进衣兜，而是捏着镜腿在手里转了两圈，然后塞进袖袋——这动作她练过好几回，顺手得很。她换上一副圆框眼镜，镜片是安顺居后院晾衣绳上拆下来的玻璃片，用胶布粘在铁丝框上，看着歪歪扭扭，但够遮眼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打扮：灰蓝护士服是昨儿从沧州城西头一家倒闭的医馆门口捡的，袖口磨得起毛，领子还沾着点陈年碘酒渍；白布鞋底薄得踩石板都硌脚，走快了吱呀响，慢走又像拖地。
她拎起那个破药箱，里头装的不是药，是半包炒糊的豆子、一卷发黄的草纸、三块干巴巴的膏药饼子，还有从雷淞然那儿顺来的半截铅笔头。她出门前对着水缸照了照，觉得自己这模样，活脱脱就是个被医院辞退、靠摆摊混饭的落魄护士。
安顺居的门轴还是那副要断不断的德行，她推门时故意放轻手，可“吱——”的一声还是窜出去老远。门口打盹的伙计眼皮都没抬，抱着烟枪哼小调。史策没看他，低着头往街心走，脚步不紧不慢，嘴里还轻轻哼着《四季歌》的调子，像是真去巡诊。
市集还没完全醒。卖豆腐的老汉支起锅，热气腾腾往上冒，几个挑水的汉子蹲在路边啃冷馍。史策先去了茶摊，老板正拿抹布擦桌子，见她过来，咧嘴一笑：“哟，大夫来啦？今儿又有新方子？”
“哪有什么新方子。”史策叹口气，拉开药箱，“昨儿医院收了三个晕倒的，都是半夜犯的病，脸发青，手抽筋，查不出缘由。我寻思着，是不是最近进城的人太杂，带了什么邪气进来。”
老板一听，手里的抹布停了。“哎哟，可不是嘛！”他压低嗓门，“前天夜里，东街王婆家的孙子，睡到一半突然坐起来，喊‘别挖了别挖了’，说完又倒下，今儿早上还起不来床。”
“哦？”史策眉毛一跳，面上却不动声色，“还有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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